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到德国，随着各国对于涉华政治运作的“清算”，除了中国政治影响力之外，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也逐渐有被诠释为“锐实力”的趋向。美国国会和媒体最近更是积极展开对于中国软实力的盘查，让人担忧这个风潮是不是也将波及华人组织和个体。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今年发布了《起诉中国‘间谍’：美国经济间谍法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白皮书，和2017年《中美两国公众印象》民意调查报告。在对中国崛起影响力质疑的大环境下，这两个研究都隐约指向了，美国华人的个人经历似乎将不免陷于大语境的牵连。
近来美国政坛和媒体对于中国软实力的质疑，体现在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在12月13日早上举行关于中国的听证会，主旨是探讨中国是否在运作“长臂”的软实力，向全球输出委员会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从孔子学院、约翰哈普金斯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到布鲁金斯学会的赞助财源，《华盛顿邮报》认为“华盛顿正在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和规模巨大，渗透到美国的各种机构之中”。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近发表了一份名为“锐实力”的报告，该报告追踪了中俄两国的“威权势力”在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体现。
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通过他的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赞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组织的研究。《华盛顿邮报》认为董建华和中国政府关系紧密。而《华盛顿邮报》也引用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说，中国政府赞助的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内运作不透明的协议，经常被指控干涉与中国有关的教育活动。卢比奥主张审查中国赞助的智库研究、学术主席和知识合作。
“软实力”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1980年代提出的概念，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之上的军事或者经济功能，“软实力”是以吸引力为基础，基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魅力。然而，国际民主论坛主张重审“软实力”概念，认为莫斯科和北京政权在操作“软实力”塑造海外的公众观点时，其实运用的是“锐实力”的力量，带有攻击性。其实素来也有人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操控国际媒体，而且长久以来好莱坞借由战争片的制作和审控裁剪，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服务。那么，美国是否对于自己“锐实力”的运作，采取了双重标准？
不论如何，美国在对中国“软实力”加大审视的过程中，是否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对于美国华人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关注？这使我想起美国历史上对于华人的政治迫害，和近年来对于中国科技和经济“间谍”的讨伐。而近日“百人会”发布的白皮书关切的主题，便是根据美国经济间谍法控告华人的占比，远远超过华人在美国人口的比例。而这个情况在2009年之后更为凸显。
华人涉嫌间谍罪的经典案例是1999年李文和博士被指控为中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2000年李文和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和解协议：他对一项罪名认罪，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主持该案的联邦法官公开为对他的虐待公开道歉。而出生于中国、后入籍美国的美国国家气象局华裔水文专家陈霞芬，曾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供职，因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得美国政府嘉奖。但是2014年前往中国探亲之际与老同学聚会后，陈霞芬返回美国后不久就在办公室内被六名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由于陈霞芬的老同学中有人在中国水利部供职，她因此被怀疑利用盗取的密码非法获取美国水坝敏感信息。但2015年3月在她本该接受审判的一周前，检方在没有给出理由的情况下撤消了所有指控。2015年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郗小星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涉嫌罪名包括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信息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最后在关键证物失真和领域专家证词支持的情况下，检方终于撤消了对郗小星的指控。
针对目前对中国软实力的负面报道，可能对美国华人待遇的影响，我访问了“百人会”会长吴华扬。作为美国加州大学黑斯汀法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亚裔在美国的平等权利，著有《黄种人：超越黑与白的美国种族》。今年3月他在《赫芬顿邮报》网站上发表“关于新移民：写给美国亚裔的积极份子”一文，其中对中国新移民的描述在美国华人圈子掀起激烈讨论。在吴华扬的建议下，我也向《起诉中国“间谍” 》白皮书的作者金钟世提出了一个问题。金钟世是美国南德克萨斯法学院访问学者，以及贝克雷登律师事务所的商业诉讼律师。
刘裘蒂：2017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中国长臂：出口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听证会，这是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等国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后，又一个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反击。你认为在美国把与中国政府和企业有关的政治和非政治活动放在显微镜下审查的趋势，是不是已经蔓延到了华人组织和华人个体身上？
吴华扬：华裔美国人，无论是最近入籍的新移民，还是第六代的加州人，素来被视为“永久的外国人”。反对他们移民的一个论点是他们不会同化，这导致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后来国会就此发表了对其种族偏见的遗憾声明。我们通过数据的研究证明，华裔美国人尽管把美国当家，对美国做出了贡献，却继续面临着偏见。李文和、陈霞芬、郗小星，这些案件都是以假设和夸大为基础，对有中国血统的人提起的虚假诉讼。这些刑事诉讼都有令人瞩目的指控，但政府不得不承认它们的错误，让华人受到白人和其他人种没有遭遇的嫌疑。
刘裘蒂：你认为《起诉中国“间谍”：美国经济间谍法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白皮书中提到的华裔美国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源于西方对中国施展政治影响力的既定偏见，加上对中国“集体主义”的先入为主，进而认为中国的个人只是国家的延伸？或者，更多的是，起源于历史渊源已久的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刻板印象，把他们视为“分裂效忠对象的外国人”？
吴华扬：对华裔美国人的种族形象定性可明可暗。在某些情况下，煽动者公开声称，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你就不可信赖。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否认这是基于任何偏见，但提供不了任何其他解释。最新的科学研究证实，我们人在脑海的深处都缠绕着某些偏见，甚至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这些偏见藏在哪里。
刘裘蒂：《起诉中国“间谍”》白皮书显示，自2009年以来，根据美国经济间谍法控告华人的占比已经增长了两倍，达到52％。加上非中国籍的其他亚裔人士，自2009年起被以经济间谍法指控的被告人中有62％是亚洲人。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美国人口中的亚裔人口占5.6%，而华裔占1.2%。即使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占据了亚裔美国人口中最大的一个群体，但在我看来，中国人在这个政治性的“猎巫迫害”中，不但与这个族群在美国人口的占比不成比例，与其他亚洲人口比起来，也是其中最被针对的对象。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吴华扬：当我和“百人会”的会员了解金钟世正在研究根据美国经济间谍法起诉的案例时，我们知道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发表了他初步调查结果的“白皮书”总结。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或猜测，实际提交的起诉案件显示，亚洲人，特别是华人，成为经济间谍法侦查针对的现象，远远超过他们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这并不偶然，这是不合理的。
刘裘蒂：有意思的是，在48％的案件中，所谓的“经济机密”是用来受益美国企业，而另外34％的案件涉及中国企业。我认为报告使用这个数据来说明一个疑点：在所有以美国经济间谍法起诉的案件中，都没有牵涉俄国企业或政府受惠的情况。有没有试图将这些美国企业的所有权追溯到任何中国的股东或实体？
吴华扬：这项研究是初步的研究结果，金教授正在继续他的研究。我们应该听听他的看法。
金钟世：我的研究发现，许多根据经济间谍法的提诉捕捉了任何与中国的“联系”，包括被告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22％ 被指控经济间谍罪的亚裔被告从未被定罪。换句话说，多达五分之一被作为间谍起诉的亚裔可能是无辜的，是其他种族的两倍。
中国被告以间谍定罪平均判有期徒刑25个月，而亚裔(包括华裔)被告以间谍定罪平均判有期徒刑22个月，是西方人被告判决(平均11个月)的两倍。几乎有一半(48％)的西方人被告得到缓刑，但是只有21％的华裔被告人和22%的亚裔(包括华裔)被告人得到缓刑。
刘裘蒂：“百人会”每隔几年就对中美两国公众印象进行民意调查，探讨中美两国的公众和特定群体对于彼此国家的看法，以及中美公众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希望和担忧。今年5月份发布的2017年《中美两国公众印象》民意调查报告显示，过去10年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国家的好感持续下降，受访的美国公众中只有48％对中国有好感，比2005年的59％下滑。
这一个发现与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春季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过去十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负面。不过这种趋势在今年春天有点回转，习近平主席在4月间拜访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之际，皮尤研究中心的春季调查发现：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高于一年前的37％。皮尤研究员认为这部分是由于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下降。一般来说，作为一个群体，不论是在法律、职场、还是其他的方面，美国华人的经历都会因为美国公众对中国观感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吗？
吴华扬：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亚洲的看法，都对华裔美国人(不论是新移民或老一代的移民)有所影响。这一直是事实。美国大众对珍珠港或越南战争的愤怒和经济焦虑，曾经造成对华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攻击，比方说，1982年在底特律发生的著名事件：一对白人父子用棒球棍狠狠打死华裔美国人陈果仁，犯罪的情绪症结是日本汽车大量进口到美国导致汽车工人失业。这是两重的身份错认：陈果仁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他是美国人，不是外国人。但是我长大的时候，总有人对我说：“你们看起来都很相像。”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华人)总是被人跟亚洲划等号，而今天的美国人尤其感觉到中国的威胁。
刘裘蒂：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虽然美国人对于经济威胁的担忧可能正在减弱，但是对于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攻击的担忧已从五年前的50％上升至55％。事实上，根据“百人会”《中美两国公众印象》的统计，网络安全已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第三大最迫切的问题。此外，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在美国政府或企业界工作的中国移民和华裔美国人，作为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话说回来，65％的受访美国人并不认为在美国政府和企业工作的华裔美国人会对美国造成安全威胁。我们应该如何解析这些数据？
吴华扬：人很复杂。大多数人接受美国华人为邻居和同事。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比政治家所认为的更为正面，特别是太平洋两岸的年轻人都是包容的。其他背景的美国人也认识到美国华人面临的歧视。然而，许多美国人害怕亚洲的兴起，中国的崛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其发展速度、持续的步伐以及脱贫的人数都是前所未有。这令人印象深刻，但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这也令人恐惧。
刘裘蒂：的确，在“百人会”的2017年民意调查中，唯一的例外是千禧一代(18-34岁)的美国受访者，他们之中57%对中国抱有正面印象，远高于年纪大的美国人。在广大公众、商界领袖、政策专家和媒体专业人士这几个受访群体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是由美国的利润机遇驱动的，而不是为了追求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你认为这个观点可能会随着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软实力”日益严格的盘查而改变吗？
吴华扬：我们的调查数据容许不同的解释。我选择积极乐观。你可以用希望、或恐惧来看待这个世界。虽然大趋势并不好，我会强调一个不放弃的理由，但要更加努力：这也是百人会存在和行动的原因。我们的调查还显示，接触和参与可以改善人们的看法。当美国人接触到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加温暖，而中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积极促进更多的互动，而不是退缩。
刘裘蒂：谈到“竹子天花板”和工作场所的歧视，有48％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华人在美国职场遭受歧视，而46％的人不这样认为。如果只针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问他们自己的体验，你认为会是什么样的数字？
吴华扬：我相信美国华人会反映，他们遭到比其他美国人想象中更多的歧视。
刘裘蒂：今年3月，你写的关于中国新移民与亚裔美籍人士的文章引起了很多讨论，那场风暴让你感到惊讶吗？请谈谈你的心路历程？
吴华扬：我相信搭建桥梁。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的文章里，我批评了美国亚裔的积极份子，而不是新的中国移民。我曾经对美国亚裔活动家说过，他们必须尊重和接触新华人移民，而不是诋毁后者或者不理睬他们。我致力于这一目标，我个人希望做更多的事情来欢迎每一个人。我意识到，这也意味着学习和教学一样重要，而不是假设在这里住得久的人处于优越的地位。我们并不是比较优越。
刘裘蒂：新的中国移民的积极活动力，是否改变了前此各个亚洲族群联盟的互动？比方说，某些华人可能就大学录取程序和其他种族平权问题，与其他亚裔族群产生分歧？
吴华扬：“亚裔美国人”一直是一个人为、脆弱的概念。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概念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学术论文。首先，在亚洲没有所谓“亚洲人”，或者很少。泛亚洲的身份定位不是有机的，而是与帝国主义或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种族联系感，而不是泛亚联盟的结构。我们也看到一个“移民社群”运动。有些华人实际上是跨国人，轻松自如地在中美两国之间来回移动。我在描述这些现象，而不是对它们加以判断。
刘裘蒂：“百人会”是否曾经就接受捐款的资金来源进行内部讨论？特别是那些可以追溯到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资金捐赠，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利益？这些会损害“百人会”的“中立性”吗？
吴华扬：“百人会”是一个非营利的会员组织，由大提琴家马友友、建筑师贝聿铭、女企业家杨雪兰、金融家唐騮千和邓兆祥等人联合创办，目的是为了共同致力于促进良好美中关系和美籍华人的公民参与。每个会员都具有中国血统，也是美国公民。我们是一个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因为美籍华人能够致力于建设具有语言和文化技能的桥梁。我们欣赏和欢迎中国，但我们也是忠诚的美国人。我们不接受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政府的赞助。我们依靠我们的成员、基金会、企业和其他慈善来源的支持。
刘裘蒂：“百人会”是否曾经接受了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的任何捐助或支持？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通过这个机构赞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你是否同意《外交政策》的观点，即接受CUSEF的捐款会引起独立性和中立性的问题？
吴华扬：“百人会”不曾接受过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赞助。“百人会”欢迎慈善捐助的支持，我们鼓励所有对建设性桥梁感兴趣的人士参与我们的工作。布鲁金斯学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最有声望的机构之列，但我们不会评论其他非营利机构的捐献来源，也不会对潜在的捐助者发表评论。(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