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6年过去，当硅谷的左派精英代表扎克伯格，一边“怒怼”特朗普，一边学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中美精英结合，“中美国”共同治理中美工人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于是，美国蓝领与没落的中产们，用他们手中的选票，选出了他们的救世主–特朗普。特朗普的动作很大，继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11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3天之后，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美国对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
参议院此次通过的税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企业，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此外，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对此，积极观点认为，减税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资本回流、投资提升，增加就业，刺激生产，简而言之，拉弗曲线发挥作用。
不过，拉弗曲线，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如，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线未能出现，减税很可能达不到目的，中长期财政收入波动可能令政府停摆风险概率增大，减税政策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显然，对于特朗普维护其基本盘–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参考美国等国的减税动作，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法国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同月，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可以说，全球减税竞争已经开始，虽然，中国宣称不会参与减税竞争，但类似局面恐怕难以避免。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多次掀起税负争议，去年底中国还闹出“曹德旺跑了”风波。中国税负很高，这个共识基本没有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渐减小，税负更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工人的价格相对美国来说，仍然很低，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美国。按照IMF经过购买力折算后的数据(ppp)，中国用4倍于美国的劳动力，创造了略多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勉强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这就使得资金对新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国很难避免进入减税竞争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减税更难。中国有基建狂魔的称号，基建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中国还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让中国资金走出去，中国的基建能力走出去，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强大的财政实力，也即源于税。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那么，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更重要的是，如果减税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线出现了，那么，减税不但会变为经济竞争，也会在更多层次上带来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毋庸讳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开；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四六开，但是这个时候是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所谓“事权下放”。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引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对地方的支出提供资金。分税制的核心规则可以归为一句话：税收分两块，中央拿大头，地方没钱，再还给你。这就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所以，从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也需要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力，以实现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也需要更高的税收水平。但美国并不需要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各州有立法权。地方事务有各种政治层面的协商去完成。税收对于国家权力架构，国家政治稳定，作用显然比中国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摆，也不会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民主国家可以在更低的税收水平下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美国的减税，不光意味着经济的挑战，也是华盛顿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又一次竞争。
某种程度上，二战之后，面对全球共产主义实验，西方世界有两个战略级的手段。首先是冷战，其次是全球贸易。第一个已经成功了，第二个，是失败与成功的综合体。成功在于，它打造了一个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体系，带来了全球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不过，其失败之处在于，全球贸易并未完全实现当年克林顿的政治愿景。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已经美国精英欲罢不能。这个时候，美国蓝领与没落中产的救世主出现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很可能无意于意识形态，但是，他的基本盘却是蓝领工人、没落中产。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减税等称得上剧烈的变化，当贸易对抗、经济回缩时，都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这时，价值观议题会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有人说，特朗普减税是对里根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模仿，的确，无论如何，这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