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也就是100年前的这个月，英国将领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守军，夺取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出于对其神圣地位的尊重，他下了马，步行经由雅法门进入老城。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耶路撒冷成为各方争夺的猎物，不仅有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还有外部力量，当然还有当今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甚至是法国等亲密盟国领导人的担忧，选择本周宣布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兴许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围绕耶路撒冷的冲突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包括圣经时代、罗马帝国和十字军东征，但当前这场冲突完全是20世纪的事，根源则在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纽约时报》请来了几位专家，为读者解读过去一个世纪的重要时刻。
1917–48年：英国托管
“耶路撒冷对英国人非常重要，正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确立为首都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历史地理学者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ua Ben-Arieh)说。“在第一和第二圣殿时代过后，那里原本已经不是任何人的首都了。”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后，英国统治耶路撒冷30年。在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愿景吸引下，大量犹太定居者在此期间涌入耶路撒冷。与此同时，当地的阿拉伯民众也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灭亡的现实。从1517年开始，耶路撒冷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
“吊诡的是，犹太复国主义退出了耶路撒冷，尤其是老城，”耶路撒冷政策研究所(Jerusalem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高级研究员阿姆农·拉蒙(Amnon Ramon)说。“一是因为耶路撒冷被视为海外犹太人的象征，二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被认为问题丛生，无法孕育出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犹太国家。”很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世俗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鼓舞他们的是对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摆脱迫害的关心，而不是宗教愿景。
“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一潭死水，退化成了他们一直试图赶走的一种保守文化，”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中东政治中心(Middle East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的教授迈克尔·邓普尔(Michael Dumper)说。“特拉维夫是在山上建起来的一座全新的城市，是现代化的结晶。”他说，对阿拉伯人来说，“不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的社会在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当地的巴勒斯坦贵族，耶路撒冷的大家族，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领袖，突然与犹太移民形成了对峙。”对这种移民的反对引发了巴勒斯坦民众的几场死伤惨重的暴乱，犹太人对英国的统治和1939年实施的移民限制措施–禁止很多逃离大屠杀的犹太人入境–极为不满。战后的1947年，联合国批准了一项两个国家–一个犹太，一个阿拉伯–分治的方案，耶路撒冷因地位特殊而由一个“国际特别政权”管理。
1948–67：被分裂的城市
阿拉伯人拒绝分治方案，并且在以色列1948年宣布独立一天后，阿拉伯国家就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发起了攻击。他们被打败了。在双方的武装分子和暴徒制造的暴力中，大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背井离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西边一半属于刚建国的以色列(按1950年通过的以色列宪法的规定，也是其首都)，靠东的一半，包括老城，则被约旦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集会地点，”邓普尔说。
他说，以色列和约旦基本上都把精力放在了其他地方。以色列把富饶的沿海地区，包括海法、特拉维夫和阿什凯隆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区，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Abdullah I)则把重点放在了发展约旦自己的首都安曼上。据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者伊萨姆·纳萨尔(Issam Nassar)介绍，建国初期，考虑到来自联合国和欧洲大国的压力，以色列不愿把太多精力放在耶路撒冷上。
1967–1993年：两场战争与一次起义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Arab-Israeli War of 1967)极大地左右了对耶路撒冷的现代争夺，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不仅击败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而且占领了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1967年有两个转折点：一是伟大的胜利，战前对失败的恐惧很快转变为欢欣鼓舞，以及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另一个是占领老城对人们情绪上的影响，”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梅纳赫姆·克莱因(Menachem Klein)说。
从那以后，以色列士兵在哭墙祈祷的画面便深深印在以色列的国家意识中–在约旦统治期间，以色列人被拒绝前往那里。“耶路撒冷成了狂热的宗教崇拜中心，之前从未真正出现过这种情况，”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说。“对它的痴迷现在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程度，因为强硬的宗教民族主义已经在以色列政治中占据支配地位，哭墙是它的焦点。”
1977年，右倾政党利库德集团在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它被视为该国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虔诚的定居者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变得更加突出，其漫长的崛起过程从未真正中断。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老式社会主义者让位给来自中东和北非等地，更为多样化、也更加虔诚的以色列人。
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耶路撒冷作为象征的重要性被强化了。通过阅兵仪式和学校课程，它在犹太人历史上的作用得到强调，以色列各地的学生都会在学校组织下到那里去参观。这个进程在1980年达到高潮，当时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完整而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尽管以色列中止了吞并东耶路撒冷的行动，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
1993年至今：奥斯陆及其他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提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但没有就边界、难民和耶路撒冷的地位等核心问题达成协议。在之后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前景似乎变得更加渺茫。2000年，右翼政治家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访问了一处圣地，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Temple Mount)，穆斯林称之为神圣禁地(Noble Sanctuary)，那里坐落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和岩石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沙龙的行为引发了暴力冲突，导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在之后的五年里造成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
巴勒斯坦人认为，犹太定居者侵占了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以取消巴勒斯坦人的居住许可作为回应，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即便如此，在耶路撒冷的人口构成中，阿拉伯人仍占30%至40%左右。“整个国际社会一致认为，1967年以来，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定居是非法的，并且拒绝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哈利迪说，“如果特朗普改变这个立场，那么考虑到耶路撒冷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重要性，长期的巴以协议或阿以关系的长期正常化将会很难达成。”
本-阿里耶表示，争夺这座城市的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升级为国家冲突，耶路撒冷是核心问题，”他说，“耶路撒冷是三个宗教的圣地，但是现在，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是当地阿拉伯人的，他们都想要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需要他们，而是他们需要耶路撒冷。”(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