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达赖喇嘛似乎派西藏流亡政府前总理桑东仁波切11月中旬秘密去昆明。在英国的中印问题专家认为存在达赖喇嘛和北京重新开始接触谈判努力应该不奇怪。伦敦西敏寺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中印问题专家迪比亚什·阿南德(Dibyesh Anand)对记者说，即使双方存在接触努力，也会按照北京制定的条件进行。印度前大使，国际问题专家史托布丹(P. Stobdan)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国让达赖喇嘛返回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这位出身于印度一侧藏区拉达克的印度专家说，普遍认为习近平对西藏有特殊感情，而且习近平现在空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任何前任更具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采取措施向西方提供西藏问题的中国视角。最近中国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问西藏，让美国议员”亲历西藏”，向他们宣传西藏在经济发展，脱贫，宗教和文化保护，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就。史托布丹认为，如果习近平在任内解决了西藏问题，那将是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胜利，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孚众望的领导人。他猜测桑东此行应该是由中共统战部部长尤权安排。曾经在福建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尤权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嫡系。
不过史托布丹在印度媒体《电缆》(The Wire)12月4日发表文章说，经过中共19大习近平空前地巩固了权力，这已经对印度，特别是同边界问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西藏问题”产生了影响。他认为种影响可能导致印度和流亡西藏不和。
达赖喇嘛11月23日声明说：”不纠缠过去，西藏人希望同中国在一起”。尽管达赖喇嘛”不谋求西藏独立，希望留在中国内”的表示并不新鲜，但是他在中共19大以及中印洞朗边界对峙后作出这声明具有严肃的政治含义。达赖喇嘛说”如果中国同意，他会立即返回西藏”的说法引发了许多关于达赖喇嘛同北京接触的猜测。
据史托布丹分析，达赖喇嘛多次赞扬习近平，说他比较其前人是个”现实主义者”，更有”开放态度”。他还说从中国最高层官员那里得到了积极信号，特别是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内许多温和派官员去见达赖喇嘛。另外，生活在西藏的藏人对达赖喇嘛形成压力，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在习近平第二任期内抓住机会，消除分歧，否则这个机会窗口几年后会消失。史托布丹认为时不我待，时机一瞬即逝，达赖喇嘛的希望越来越小。除了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以外，维系藏人团结也是个达赖喇嘛面临的挑战。例如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案会在藏人中间产生不确定和分歧。在西藏内部还发生了自焚事件，到目前已经有149人自焚。
但另一方面，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前景也将在海外流亡藏人中产生困惑。在伦敦的国际问题学者迪比亚什·阿南德也认为，中国政府让海外民主政治中生活过的成千上万藏人返回西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同北京达成返回协议会在流亡藏人中产生问题。对于流亡西藏面临的问题，迪比亚什·阿南德也认为，一方面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在迅速崛起，而且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习近平地位巩固，极其自信，这都对西藏流亡者形成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流亡西藏的支持也在减少，因为西方国家也面临各种其他问题，自顾不暇。
迪比亚什·阿南德对记者说，即使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即在中国框架内实行真正自治，也被中国指为”隐性独立”，因此北京做出让步，让达赖喇嘛返回家乡的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对此，达赖喇嘛制定了新策略。印度国际问题专家史托布丹说，达赖喇嘛制定的”5/50展望” ，即放眼5年同中国对话的策略，但是与此同时有必要的时候准备再奋斗50年，换句或说就是”希望实现最好，同时为最坏作准备”。5/50的策略再次肯定了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在史托布丹看来，这都是实现达赖喇嘛尽早返回西藏，实现西藏人民意愿的现实政治手段。
北京一直要求达赖喇嘛需要停止去西方国家进行访问才能重新开始接触谈判，达赖喇嘛让流亡政府前总理桑东和现任流亡政府总理桑盖代替其履行世界访问义务在此意义上满足了北京的要求。史托布丹说，最近达赖喇嘛甚至以”身体疲乏”为由放弃了对博茨瓦纳的访问。达赖喇嘛派桑东秘访昆明似乎体现了他对中国的”5/50计划”。在桑东访问中国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桑盖对欧洲和加拿大展开为期17天的访问。如果5年对话计划没有结果，50年奋斗计划将继续进行下去。以往达赖喇嘛希望返回西藏的愿望一直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阻碍。但现在达赖喇嘛返回家乡的希望是否大大增加了呢？
流亡西藏和中国关系迅速变化关系到印度切身利益，但印度专家史托布丹认为印度面对变化的局势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可能发生的潜在冲击。他认为如果中国和西藏如果达成协议，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就会被严重削弱。达赖喇嘛似乎也在中印关系问题上谨慎从事，努力支持中印和解，主张双方”和平相处，搁置分歧”。对于最近中印边防军在洞朗的对峙，达赖喇嘛保持距离，呼吁双方和平解决争议。
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声称拥有东段争议领土的依据主要是”麦克马洪线”，那基本也是中印在东部地区的实际控制线。长期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资深记者和学者麦克斯韦(NevilleMaxwell)和中国专家都认为中国准备在谈判中接受实际控制线，解决边界争端，但不接受印度在1951年占领达旺。在英国的藏人学者策凌(Tsering Topgyal)说，达旺的门巴族同西藏中部藏人的差别还不如康藏、卫藏、安多的差别大。他也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政府解决了西藏问题，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那么印度在东部争议领土的谈判地位就会被大大削弱。
不过在英国的中印问题专家迪比亚什·阿南德说，一些印度安全专家认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对印度构成威胁，那有点自以为是，也不公平，因为印度近年来并没有在西藏问题上做过什么实事，他们没有对中国统治西藏以及西藏人受苦表达支持和团结。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在两年前出版的回忆录(《噶伦堡的面条商：我为西藏奋斗的历程》)中说，在印度干预下，在1980s年代流亡西藏失去了自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同中国谈判达成协议的一次最好机会。
80年代邓小平时期中国和流亡西藏进行秘密接触，当时嘉乐敦珠代表达赖喇嘛负责同中国的斡旋。嘉乐敦珠说，当时中方表现出高姿态，让达赖喇嘛选择谈判地点和时间。嘉乐敦珠把中方的信息转达给流亡西藏政府后，印度方面指示流亡西藏高官在未预先知会中方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要在1989年1月15日在日内瓦谈判的消息，这种违反外交常规的做法激怒了中方，令谈判胎死腹中。(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