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被誉为中国“最迷人的文体家”，然而他在英文读者中几乎不为人知。他的2010年书信体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是写给1939年在中共抗日前线牺牲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的信件。随着该书英译本前不久在加拿大出版，他在英语文学界的籍籍无名也将改变。
本书的叙述者是一位流亡加拿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祖国不再抱有幻想，这与薛忆沩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16年前，他获得“技术移民”签证，从深圳移居蒙特利尔。他的作品在中国仍被广泛阅读，他的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被评论家列入亚洲前十名单，但前不久试图在中国出版《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经历，令他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了一丝幻灭情绪。
各出版社的编辑相继拒绝了他。他被告知，《白求恩的孩子们》不能面世，是因为小说叙事者是被逐出中国的，他的态度被认为有损中国声誉。北京一位编辑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对小说进行重新组织，避开其中提到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部分–这些话题在中国仍然是禁忌。薛忆沩拒绝做出修改，决定在中国之外出版这本书。2014年，中文版《白求恩的孩子们》在台湾出版。
这让53岁的薛忆沩处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境地：他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完全被禁，也没有完全被接受。那些在中国生活、创作争议题材的作者往往是全部作品都被禁，而那些经常发表作品的作家被怀疑进行了自我审查。几乎所有出版过作品的作家都属于中国作家协会，该协会要求其成员承诺忠于共产党，薛忆沩从来没加入过作协。在他的全部16部小说和散文以及短篇小说集中，只有三部在中国得到出版。对薛忆沩来说，问题在于，他目前在中国被禁的书都是他心目中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白求恩的孩子们》。
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获得者、《等待》(Waiting)的作者哈金表示，在中国现代文坛，薛忆沩被认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独立于文学圈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现居波士顿的哈金还说：“中国的知名作家可能关注宏大的主题，但他们非常孤立，局限在体制里，不能真正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自1989年发表文学处女作《遗弃》后，薛忆沩一直在不受约束的自我表达和保持中国读者群之间游走。《遗弃》是关于一位业余哲学家辞去政府工作的卡夫卡式努力。出版首部小说一个月后，他参加了北京和湖南省省会长沙的抗议活动。他在一部名为《1989年12月31日》的中篇小说中记录了自己对天安门广场及中国其他地方镇压抗议活动的反应，描绘了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的沮丧情绪。该小说曾在台湾和广州的杂志上发表。
“它的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薛忆沩坐在自己高层公寓的阳台上回忆说。从那里可以俯瞰蒙特利尔的皇家山公园(Mount Royal Park)。“他们从没找过我，但他们去找了我的朋友们。他们试图查封发表我作品的那本杂志。我始终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不应该再写下去了。这是为了我自己好。那些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有五年的时间，薛忆沩没有用自己的真名出版过作品。他回到学校，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那期间，他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都是用笔名发表的。
薛忆沩的文学生涯在1997年开始恢复，当时他已经在深圳大学找到了一个舒服的职位，教授中国文学。《遗弃》出版时遭到评论家们忽视，但它在台湾获了一个大奖，北京一位重要评论家称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小说之一。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决定移居蒙特利尔。“当时，我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说。“在创作的巅峰期，我不得不隐藏自己。甚至在那之后，我和出版社的对话也不太舒服。”
薛忆沩在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上了一些文学课程。此后，他有了一个格外高产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他在祖国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无人知晓。“我把自己边缘化了，”薛忆沩说。“我是自愿的。但我依然是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表示，“薛忆沩想要摆脱中国每天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刺耳声音，这是有道理的。在蒙特利尔生活的局外人视角能让他探索中国作家不敢触碰的观点。”
一开始，蒙特利尔只是薛忆沩可以安全写作的避风港，后来，这里成了他的家，他对自己在第二故乡获得的公众关注和奖项感到兴奋。4月，他凭借短篇小说集《深圳人》的英文译本在蒙特利尔的“蓝色大都会节”(Blue Metropolis Festival)上获得“多元化奖”(Diversity Prize)。那本短篇小说集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为灵感。
薛忆沩长期定居在蒙特利尔，所以对自己的英语更自信了，写起英文来也更加顺畅。他改写了《白求恩的孩子们》英译本中的许多段落。随着他的作品在欧洲和北美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也意味着他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机会，他的文学前途一片光明，他将不再依赖于在中国出版作品。不过，他担心，将来有一天，他的声音在那里不再能被听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相信，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帮助我的祖国保持良心，”薛忆沩说。
薛忆沩在阳台上打开了一个刚寄到的包裹，他说，他等这个包裹等了25年。里面是三本新出版的精装版《空巢》瑞典语译本，那是他的第四部小说，首次出版是在2014年。“在我人生的最低谷，”薛忆沩说，“当我被告知不该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一个朋友对我说，‘别担心，不出25年，你的作品会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他微微一笑，说道：“我想那一天已经到来了。”(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