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节令快到冬至，真正意义上的冬天来了。俗话说，“长不过四月短不过十月。”夜长昼短己达到极致，下午才四点多，太阳便从西南方的狮子崖山梁上就落下去了，太阳的余辉在东边橡子崖山顶一点一点变小，山尖似蜡烛火光看着看着熄灭了，不到六时，天就全黑了。山里的黑夜比平川要长一些，太阳落山，空气开始流动，风虽不大，手和脸却被它割得有些痛了，冬天取暖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
小时候，秦岭山区农村的家家户户住土墙房，必在一小间房内，一面邻墙，挖一个一平方米见方，深约尺余，四周用石条镶嵌的火坑，回到家或来了客人都围坐在它周边取暖。火坑昼夜有火，烤上一会儿周身暖和了。在火坑的上方系着铁链，挂着顶罐、铁锅或铁壸，可顺便煮饭、炒菜和烧水。围坐在火坑边交流见闻、拉家长、谝闭传。只是火坑无法排烟，全凭从房顶的瓦缝、猫儿洞中外泄。如遇吹风火烟满屋乱窜，墙皮熏的黝黑不说，还常把人熏烤的眼泪长淌，造成一些人患上“眨巴眼”。家里的男人们须早早地准备一摞碗口粗的青木、小橡树，锯成四五尺长的截，用开山斧将它们破成四开，放在火坑上烧。可像我们住在县城边上的农家，那个年代啥都缺，山上刀把粗的柴都砍光了，哪有放在火坑里烧着取暖的柴呢？
近一点的山坡上，生产队都开了荒，种了庄稼，父亲利用休息时间，上到远一些山上去挖大树根(我们叫树疙瘩)。当年我跟着父亲去挖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活，拿上洋镐、斧头、铁钎，带上铁丝圈和木杠子。找到青木大树疙瘩，用洋镐把周围的土刨开，把向各个方向延伸的树根砍断(有些地方根本砍不着)，用钢钎撬起树根(粗点的树根不全部斩断往往撬不动)，再用洋镐把树疙瘩缝隙中的泥石剔净，用铁丝圈套着，两人用木杠子抬回家。挖这样一个大树疙瘩，劳动强度之大超出想象。这样一个大树疙瘩，放在火坑里能烧上三四个昼夜。一个冬天要烧一大堆树疙瘩，还需要在这个季节挖回来，堆放在那，经冬天风吹日晒，树疙瘩失去水分就肯燃了。这些树疙瘩中要留下一个最大的，放到除夕夜去烧，有“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这一说法，听母亲说:“三十晚上烧一个大疙瘩，来年家里能喂养一条大肥猪。”有了这样一个大树疙瘩，除夕守夜也不用操心给火坑里续柴了。小时候，我就是烤这样的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后，每到冬天，学校要发四个月的烤火费和取暖补贴，烤火费的标准是以每天一斤钢炭，按当地价格来核算的。学校实行宿办合一，终于能像城里人一样，能奢侈的买木炭来取暖了。集市上选那种青木烧成的，胳膊粗的、敲击能发金属音质的木炭，上面还裹着草木灰，系当年烧成的炭，肯燃又熬火。往年烧的属陈炭，吸收了有空气中的水分，烧炭时易爆裂乱迸火星，我家就受过棉被烧了一个大洞，沙发险些烧毁之灾。烤火前要用柴火先把炭烧红，放入火盆中，挺费事的。每天一斤炭，从早烧到晚，往往不够，又不能烤火时才将其引燃，不烤时又灭掉。不是下雪天，就天黑了才把炭烧好，睡觉时记着将其用水灭掉。烤炭火取暖须打开窗户，常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否则一不小心会二氧化碳中毒，轻则头痛、心烦、呕吐，重则会丟掉性命，每年这样的事故发生。虽说烤炭火取暖比起火坑烤火少了烟熏之苦，但窗户须开着，室内还是不够暖和，常戏称自己：“前面烤煳了，后面冻木了。”
炭火一直烤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实行天然林禁伐，渐渐地没人烧木炭了，买不到木炭，家里支起了有排烟管的小煤炉子，买上一些无烟煤和焦炭，烧起炉子来取暖，成了普通百姓家的标配。有了排烟管的煤炉子，不再担心煤气中毒，门窗关得严严实实，里有一炉子那个房里很暖和，相比烤炭火，安全舒适了许多。到了这个季节，除了买上一千多斤无烟煤，四五百斤焦炭，在山上拣几蛇皮袋松针引火以外，还得挖点黄土回来，参和一些食盐、沙子、毛发，加入适量的水把黄泥拌好，把煤炉子内壁糊上两指厚一层，晾干后支起来就可用了，这样既省煤又保温。前几年家里安装了空调，我想这下取暖方便了，进入冬季，打开空调就行了，再不用那么麻烦去准备取暖的东西。可用了不几天，老母亲不习惯，嚷嚷着还是要烧煤炉子，说什么用空调只能暖和上半身，腿和脚还是冷呀！什么用空凋容易上火，口干舌燥眼睛涩呀！什么用空调一不小心就感冒呀！把空调说的一无使处。好、好，只能顺着老母亲的意思，又把煤炉子支起来，十几米的排烟管，每年得重新买一根，立冬后安起来，清明前拆掉。
都说“冬天火最亲”，哪里有火，人就往那儿聚。家里支着煤炉子，清晨老母亲就把炉子生燃，我们上班去了，邻居家的老人就到我家去烤火，陪母亲聊天。下班回到温暖如春的家里，围着火炉吃饭，说着工作、生活中的一些趣事。晚上姊妹们、侄儿侄女们来陪老人，围着火炉看电视，其乐融融。
也许，冬天家里有里有个火炉，更像一个家，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家。(文/陈永明2017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