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开启首度亚洲之旅特别是造访中国之时，《时代周刊》历史上首度以中英双语在封面打出醒目标题：中国赢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敌中国，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就两条。一是制度差异，一是政党特性。
从制度层面讲，能否选出优秀合格的领导人都是衡量制度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特朗普虽然上台只有九个月，但毫无经验、冲动易怒任性、常常口无遮拦自相矛盾、并以”美国优先”之名全面冲击国际体系的风格展现无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就直接了当的认为：”特朗普正将美国带往错误的方向”。而内阁最重要的成员国务卿特勒森对他也是极为蔑视。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大骂特朗普是”白痴”。虽然他专门召开记者会澄清，但却拒绝回答他是否真的用这一词语形容总统，形同默认。而特朗普的反应则是：如果是真的，他将和特勒森一起测智商！
至于平民百姓，据福克斯新闻发布的一份新民调显示，高达73%的美国人认为作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恶霸(39%选择了”极其恶霸”，14%选择了”非常”，还有20%选择了”某种程度上”)。另外还有56%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完全配不上总统身份和特朗普”正在分裂这个国家”。号称推特总统的特朗普竟然发生推特被封的奇观：一位在推特公司最后一天上班，即将离职的员工把他的推特关掉了11分钟，由此可见其不得人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已经结束，五年来雷厉风行、卓有成效的治理已经把中国带向新时代。根据美国皮尤的调查，87%的民众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也同样长期高达80%以上。
何以中美两国会有如此对比悬殊的领导人？事实上美国以及西方选不出合格的政治人物不是理论而是一种客观现象。因为西方人才是靠”选”，衡量人才的标准并不仅仅是能力。事实上能力更多的时候被边缘化。谁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谁更能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往往就能笑到最后。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局外人特朗普能够胜选的原因，也是法国有限从政经历的马克龙当选的原因。
当然没有政治本位传统、个人选择的多样性、选举的高成本以及选举过程日益丑陋，都是西方难以产生优秀政治人物的一个原因。如果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因素：西方的民主正面临互联网的威胁。过去只有西方大国有能力干预和影响他国内部政治，但在互联网时代，干预的成本大幅降低。美国一直认为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这次美国大选受到了俄罗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强烈干预，而且成功地改变了选举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封面标题就是：《社交媒体对民主的威胁》。互联网刚问世时，西方曾预言中国体制将被这项发明所推翻。结果却是中国在互联网时代不仅保持了政治稳定，还出现了支付宝、微信、网购和共享单车，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就有四家。
反观中国，历史上就由于超大规模衍生的高治理难度，对人才能力的要求一直是第一位，这就是中国与其他文明不同的贤能政治，到今天也是如此。虽然这种模式产生的未必都是德才兼备之人，但却绝少无能之辈。今天中国人才的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漫长的基层历练。比如习近平主席在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前已经在基层历练了二十多年，治理人口超过1.2亿人。二是党内特色民主：既有”选”也有”举”，”选”包括民意测评–认可度不到50%也一定会淘汰，也包括各种层面的投票，”举”则包括元老意见以及这次十九大之前习近平亲自与几十位高层官员面谈。这种特色民主吸取了过去偏重于”选”出现的问题，比如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的贿选案、令计划等操纵选票。可以说，第一个条件是侧重于能力，第二个则侧重于品德。目前这种选拔人才的体制还在演变中，因为没有一劳永逸完美的方案，总是需要根据新问题进行调整。这和西方单纯把一切都付诸选票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也是东西方领导人差距如此明显的原因，也是西方制度今天的表现明显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拉赫曼于2017年10月25日发表文章《自信的中国挑战西方》，把中国的威胁总结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并不新鲜，但意识形态却是相当罕见，含意也极为丰富：自信的西方终于开始把中国模式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并认为其强大到已经能够挑战它们的程度。这倒也从一个层面证明中国今天拥有的制度自信并不是自说自唱。
第二，中国的党和美国的党含义不同，作用不同。从传统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颇像历史上统治国家的儒家官僚精英集团，只不过有了一层现代政治即”党”的外衣。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外儒内法，既强调政治的道德性，也强调政治的实用性。自上而下的”民本”是其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父母官”的说法，会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官箴。
其次，中国的”党”拥有巨大权力和无限责任。这也是中国社会特点在政治上的体现。在家庭中，父母拥有巨大权力和对孩子的无限责任(上学、就业、结婚、看护下一代)，在单位以及学校，对学生和员工的责任也是无限的。这种无限责任并不仅仅是政府。这和西方政府(对人民)是有限责任，家庭(对子女)是有限责任。企业(对员工)是有限责任不同。从现代意义上讲，一是中国的”党”拥有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构成有三重，即：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既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也有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也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
二是强调合法性，也有三重来源：意识形态合法性，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合法性，即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绩效合法性，即近七十年的治理重新令中国复兴。三是高度组织性的列宁主义政党。它成功改变了中国散漫、分裂的国民性，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四是在运作上注重实用理性。这虽然也是中国的传统，但却有了现代性含义。即这个党既有意识形态和理念，但又不受它的绝对约束，能够在事实面前进行灵活的调整。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共已经从过去的革命党演变到今天的执政党，但实际上它仍然既是革命党，有信仰感召力，有使命感， 同时它又是执政党，能够摆脱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而理解这个党何以能够打破苏共的执政记录，到现在依然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反观美国，政党已经演变成一个松散的、任人进出的俱乐部，没有党纪和组织性。严格意义上讲，它早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政党了。这样的党只不过是没有灵魂的选举机器：既没有目标，也没有理想，更没有信念，仅仅是单纯的利益集合体。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转换党派。1987年他第一次加入共和党，1999年转投改革党，2001年转为加入民主党，2009年再次投入共和党，2011年一度退出共和党且未有即时加入其它政党，2012年第三度加入了共和党。可以说每个党员都很难有忠诚度。2016年大选，共和党前任总统老布什竟然把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他的儿子小布什总统也没有投票给特朗普！两位前总统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党员。这种性质的政党本来就缺乏领导一个国家的基本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尽管共和党是全面执政：拥有总统大权，国会上下两院和州长都是多数，但特朗普却政令不出白宫。他的人事人命、重大改革法案都无法通过。比如在墨西哥建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都是其主要选举承诺，但却无法在国会通过。赢了选举却无法施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对党员没有任何约束力。共和党国会议员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即如何迎合自己的选区选民好长期连任，而根本不管自己是联邦议员，是共和党议员，要为国家和自己的政党负责。所以到今天，国务院六个副国务卿，5个空缺，唯一一个还是奥巴马政府留下的。26个助理国务卿，只有一个是特朗普任命的。一些重要国家如韩国、沙特、印度连大使还没有任命。在需要参议院批准的559个政府岗位中，仍然有400个以上空缺。显然，这样两个政党代表各自国家出来竞争，胜负早已分明。
福山曾经这样对比过东西方制度：中国的制度如果有好的领导人，往往比西方制度表现的更为优越。但一旦出现坏的领导人，国家就会衰落。但现实却是中国不断产生越来越优秀的领导人，反倒是西方，劣质领导人层出不穷。但更重要的是，福山点破西方民主制度的天机：它要想超过自己的对手，不是靠自己做的多么好，而是依赖于对手犯错。这难道就是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所谓最不坏制度的真相？
英国和美国一个是近代民主的发源地，一个是最早具有现代意义民主的国家。可是2016年一个通过民主的方式退欧，一个选出了历史上年龄最大、最没有经验、实践证明也最不具治国之能的特朗普。这足已证明这种体制的弊端和高风险。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都无法完全避免和根本解决体制内合法的出现元首”希特勒”的问题。这种危机和弊端，将在特朗普亚洲之行特别是中国之行中，以对比的形式展现无遗。(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