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我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李成博士英文新书发布会：《思想的力量：智囊和智库在中国的崛起》(The Power of Ideas: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Thinkers and Think Tanks in China) 。这本书捕捉了当前中国崛起的故事所面对的挑战：中国智库如何能够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而提高国际的影响力？李成在2014年成为全球第一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任华裔主任，由他来看，美国和中国智库环境的对比，具备典型美国学者没有的优势。面对西方读者，李成首先要针对的是既定的成见：中国的公众论坛只能容许与官方一致的声音，不容异议。
我在发布会前便迫不及待地读了《思想的力量》，很惊讶李成完全没有带着“美国智库”的优越感。他的演讲围绕着三个主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际，中国的智库是否能够成为观察中国政策议论和过程的重要窗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智库的发展，是不是有活力而多元？当代中国有伟大的思想家吗？李成在一开始便直言，他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YES，YES, YES。和许多在美国的评论家比起来，李成对中国过去30年来思想开放的演进更为肯定，对未来也更乐观：“不难想象，再过几年、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本土的‘布鲁金斯’”。因此他对于中国智库的“大跃进”，虽然也指出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说，他的观点仍然保持认可和中肯。
美国的观察家在审视中国的“思想开放”程度时，通常聚焦在一两年之内的发展，特别是当面对政策上的紧缩时。而李成认为中国的发展虽然有时很快有时放缓，但是要看过去三、四十年来的轨迹，才能看出历史性的脉络。
李成追溯中国智库的历史背景：孔子周游列国之际，他周围有一群智囊给他出主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国家领导人很强势，而智囊和智库的观念很薄弱，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都显示了决策者对于智库的蔑视。即使邓小平上台，改革开放，并开始送学生到西方求学，都是邓的决定。李成在这里埋下了伏笔：海归日后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近年来中国的智库热与国家政策的引导有关。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批示；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14年习近平访问德国时，提出“智库外交”成为中国与国际交流合作的“二轨外交”；2014年7月习近平再度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个地区和部门执行。
中国的领导人也借着国际的智库作为他们海外演讲的舞台，比方说2014年春天习近平在访欧期间在德国和比利时的两个智库分别做了演讲，2014年6月李克强也在英国两个智库举办的论坛中演说。而在政府领导人的倡导背后，李成认为中国智库的风生水起还有以下几种原因：智库帮助“领导人新政”建立其合理性；政府和智库之间形成“旋转门”的代谢，智库提供了安置退休高层领导的机构；而中国的经济崛起，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里，需要智库的角色来理解把握日益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事务；国营企业或是私人企业的壮大使支持智库的财务资源更为丰富；商业媒体的急速增长，从脱口秀、报纸、互联网的革命，都吸引对于“思想产业”的关注；而且海归也在国家政策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成为许多智库的咨询顾问，也成为意见领袖。
根据宾州大学的2017年全球智库研究，目前全球有6846个智库，其中美国占了1835个，中国则有435，但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目前我国有近2000家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约90%是体制内的，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系统和企业。”
李成在书中提到智库的分类，包括政府的机构、半官方的公家机构、大学智库、私人智库、中外合办的智库，另外严格说来不算智库的也有商务研究机构，其他民间组织。李成总结了许多观察家对于中国智库的“嘲讽”态度，认为中国的智库热是浪费资源：中国的智库只是为政府的政策背书，而不是对于政策批判性的评估；中国的智库喜欢搞活动，而不重研究；中国是“有库无智”或是“库多智少”；最近的《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和《国家安全法》是对于智库文化的打击。
但是李成引用了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反驳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官方智库肤浅的看法，把它们等同于政府的喉舌，而事实上很多中国的研究机构本身并不在意识形态上铁板一块，中国的官方智库有时公开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李成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也有不少主流智库对于政策抱持着不同看法。比方说，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期，胡耀邦时期的中央党校；1980年代中期跟后期严家其领导之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政治研究所，以及在陈一咨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及近年来俞可平领导的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他也指出其实在近年的智库热现象前，中国许多重要的决策，已经受到“智库”的影响，包括2000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源自王沪宁的观点；2005年胡锦涛的“中国和平崛起”，是由郑必坚和中央党校所提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基于金立群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
但是我注意到，王沪宁虽然曾经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三个代表”成为政策之时，已经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必坚在担任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之前，曾经出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胡耀邦的特别助理兼政治秘书；金立群也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亚行副行长和其他“官职”。这些似乎说明了能够在重要决策上产生真正影响的“谋士”，还是必须在“体制内”。而智库为中国政界的“旋转门”提供了“出口”，让退休的政治领袖有“用武之地”，但是这个“旋转门”很少反方向旋转。李成在2014年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表示，在中国从智库步入官场的例子不多，这跟西方有别：
“但在西方，更多的现象是年轻的智库成员到政府去，这其实跟美国的两党制有关，因为每四年的总统选举都会带来一些人事变动，如果总统换届、两党轮换，根据一般统计，会有约4,000个联邦行政部门的位置出现更替，新上任的4,000人中，至少四分之一来自智库，或是有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的人士，这也为智库的年轻学者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精英的选拔，东西方方式很不一样，中国的官员选拔更看重基层经验，官员大多数是从地方一路成长上来。”
尽管如此，李成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智库，其实包括了不同的声音，他截取了一些在各个领域里面对峙的看法，比方说在国际关系里有王缉思(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与阎学通(中美关系不再是重中之重)；政治学里俞可平(主张民主是“好东西”)与房宁(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优越)；经济学里的余永定(中国经济存在风险、不乐观)与胡鞍钢(中国前景乐观论)；法学里的贺卫方(自由主义宪政)与徐显明(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学里的孙立平(中国社会溃败)和谢志强(中国社会变强)。
另外，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是中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影响力最高的智库。2015年学者黄益平呼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张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已经将宏观监管作为经济金融政策框架的组成部分，建议在目前的组织架构之上建立了这个机构。这一建议最近得到了采纳，中央已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而中国在社会学方面研究，有不少动态和多元的观点，比方说中国的女权主义，还有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研究，后者吸引了关于中产的定义、阶层的一致或分歧、共同价值存在与否、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等等的辩论。相对而言，在1990年代中期，李成想要在西方出版一本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书，但是接连被七个出版商拒绝，最后改了书名才在1997年出版。西方至今关于中国中产阶级方面的深度研究并不多。中国社会学家现在的实证研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那么，中国目前有伟大的思想家吗？这个问题直接承袭了经典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钱学森曾经对温家宝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他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虽然当时有些中国的评论家用没有国产的诺贝尔科学奖和文学奖得主，来支持钱学森的观点，但是接下来莫言和屠呦呦分别在2012年和2015年得到文学奖和医学奖。李成也引用了俞可平的看法，认为中国过去近40年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并不是在一个思想上的真空里发生的，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满了新旧思潮的交替和冲撞的火花，这个时代不断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和理念的光芒，改革开放也是这个思想开放的结果。布鲁金斯学会出版12集的中国思想史家系列丛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层面，由李成出任总编辑。
对于中国智库发展的评估，必须考虑中美两国智库的现状差异，与两国的社会政治土壤、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在美国，最主要的智库是民间智库，政府也有一些智库，但比较小，其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对外。
李成指出，“事实上，美国的民间智库中也有很多‘弱势群体’，根据詹姆士•麦甘的研究，美国有1800多个智库，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几十个，还有许多智库的运营非常艰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很多智库尤其是小型智库纷纷倒闭。智库有强有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强势智库大多是社科院、国经中心等政府背景深厚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智库，它拥有很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等。”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不适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智库之间的公平竞争，也因此该问：哪一种系统的制度，能够促进多元角度的思考过程？智库要如何跟政府有足够的关系，而能够影响决策，但是又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不成为政府的喉舌？这是中国智库面对的挑战。
在西方，非官方智库独立于政府是建立智库公信度的要素，但是中国的智库却往往争取与政府挂钩。近年来，中国智库成为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互动的场景，许多国营和私营企业的领袖，也开始在中国的智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借着经济上的赞助，而希望能够影响决策的方向。这固然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财源，但是也有许多误区。
我认为中国的智库，还要独立于商业利益，这在国内非常困难，在整体社会和商业的文化大环境里，仍然普遍缺乏“利害冲突”的意识，不少企业中人视“吃里扒外”为家常便饭。比方说商业媒体缺乏新闻独立与核实的机制。虽然在西方受尊重的主流媒体，也不免有偏左或偏右的倾向，但是它们的新闻制度和道德的约制，强调内容制作与商业赞助之间必须泾渭分明，也就是得有一道所谓的“中国墙”。这些在中国仍然没有形成约束的机制。
李成得到的结论是，中国智库有以下各个方面可以寻求改进：追求平衡而多元的研究方法；需要有更开放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于外面世界，特别是美国，更好的了解；用英文表达的能力必须要改进；认识艺术与宣传之间的本质差别；但是中国形象的改进，最终系于国内政治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李成认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目前善于表达自己的“利益”，但是不善于表达所代表的“价值”。海归学人可以在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李成谈到了海归对于政治精英构成的影响，比方说从十六大中央委员中 6.2%是海归，十七大代表中增加到10.5%，到了十八大增加到14.6%。李成目前估计十九大可能会达到17.5%，甚至更多。
但是领导层的海归，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的对外沟通吗？近年来大量出国留学的热潮，并没有完全消除中美双方对于彼此的歧见和误解，特别是某些对于“美国阴谋论”的偏见。李成指出，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海归，仍然持有美国阴谋论的想法。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很多，诸如许多海归的国外经历只有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身份， 并且大多数服务于中国智库或政府的海归在美国时都是在教育机构的象牙塔里，和美国社会的接触往往不全面，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导致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误读误判。
我认为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任何涉及在国际舞台上凸显软实力部分，必定要涉及传译的问题，包括对于国际受众群语言文化的了解，这正是中国出国人潮和中国智库里面最弱的一环。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对于传播软实力有深刻研究和执行力的智库和智囊，如近年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宾州大学2016年全球智库排名第111)专注于全球化的议题，也对中国的智库做了系统性的研究。
我也认为中国还需要更多人文智库，能够区分“政宣”和“艺术”的智库。中国的智库与涉及其他呈现中国软实力的机构（如世界级的美术馆）都有同样的软肋：建立壳儿容易，塞满有作为的人才难！这其中急切需要的人才，除了专业性的诉求之外，还需要规避利害冲突的独立性，和能够对国际传译的思维。而从李成对于中国智库中各领域的解析看来，具有跨文化人文素养的人才，正是中国智库体系里的一大空缺。(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