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对具体日期存在分歧，但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青少年”作为一个概念是在20世纪中叶某个时候发明的。之前它是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一个无人研究的阶段，在几十年前获得了一个名称与定义，但每隔几代人，我们仍需要重新认识这一紧张的人生阶段及其情绪动荡。
所以不久前的一则新闻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每4个14岁的女孩(及每10个同龄男孩)中就有一个孩子有抑郁症的症状。人们也许很容易忽视如今青少年的种种情绪，轻描淡写地认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但随着青少年的成长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年轻人焦虑的源头似乎发生了根本改变。
那些最糟糕的个案有着严重的现实后果。有位议员告诉我，有一家人曾来拜访他，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们不仅想离开当地的学校，还想彻底离开伦敦。他们的13岁女儿从事性爱抚行为的画面被传得沸沸扬扬，使他们所在的地段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被这样的事情包围着、被密切关注着，青春期重要的“寻找自我”过程会发生什么？没有一连串的叛逆行为，由于个人喜好和性格而受到接受或忽视，青少年时期似乎变成了一场强制性的表演、一种高空走钢丝般的风险行为。难怪这些抑郁的青少年有些怯场。一项关于智能手机一代的研究表明，他们甚至不愿花时间跟朋友们相处。因为他们羞于外出，他们“在生理上更安全了，但心理上却更脆弱了”。
我记得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做过的大部分事情，但值得欣慰的是别人几乎不会记得，这不仅是因为当年我和朋友们把半干仙山露(Cinzano Bianco)、马利宝(Malibu)和皇冠伏特加(Smirnoff)令人作呕的混合物带上了夜班公车。别人都不在乎。照片也寥寥无几。
这种醉酒的“学徒经历”并不像在后台走访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那样让人大开眼界——我们最严重的“犯罪”可能还包括眼线和发胶。但这些尝试，尤其是有男孩们参与过的那些，都是必要的，而我们犯的错，尽管都被强烈感觉到，但本质上都是私下的大戏。如今却不是这样，每一点成就和不幸都会被记录和分享。如果每一个体验的重要性都被放大，那么在你自己准备好辨别形象与现实之前早就被别人下了定义。（人们发现Instagram是对心理健康最有害的社交媒体平台，这真的很奇怪吗？）
“青少年的生活更公开了，”教育支持网络Civitas的学校总监贾斯汀•布莱恩(Justine Brian)认为：“他们距离受到别人的贬损，永远只差Snapchat的一张照片，或者Facebook的一个帖子。”她和我在给几所中学的一场辩论赛当评委时，都产生了不寻常的挫败感。这场辩论赛的焦点问题理应是关于假新闻，结果它引发了青少年们倾吐他们对于管理自身在线角色的焦虑。我们俩怎么都无法引导这些高中生回到正题上–按照布莱恩的说法，他们纠结于一个观念而不可自拔，“认为在自己16岁时，可能会在网上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由此毁了自己的余生。”
如果一个“亦敌亦友”的家伙散布谎言该怎么办？如果一张Instagram的照片被“盗”，被用作一篇关于未成年人滥交的文章的配图，因此毁了发布者的名声，又该如何是好？这是发生在一名辩手朋友身上的真事–这件轶事牵动了听众的心弦。我们这些年长的评委承认，我们年轻时的冒失行为躲开了家人、教师及未来的熟人们的视线。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这种冒险的自由，应该被视为一种真正的剥夺，即使对于那些外表能言善辩又自信满满的青少年来说也是一样。
不久前有一份报告是政府资助的一系列纵向研究的一部分，它显示了父母们不善于分辨现实状况：他们高估了儿子们感到的抑郁和焦虑，同时严重低估了女儿们承受的痛苦。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处理孩子们的精神健康问题时，教师也觉得能力有限。矛盾的是，苦恼的孩子们最有可能向在线咨询服务Childline寻求帮助与支持。证据似乎表明，与其让青少年们和互联网断绝，强制他们戒掉智能手机，不如帮助他们培养数字技能和情绪弹性。
没错，近年学校转变了它们对关怀角色的态度。以往它们让孩子们自主沉浮，现在学校有了冥想课和心理辅导师。然而，对于引发道德恐慌的恐惧绝不能蒙蔽我们的双眼：一些年轻人真的深陷麻烦。(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