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担忧智能机器窃取我们的工作？然而这场辩论似乎一直在原地踏步，纠结于最终会有多少工作被自动化取代这个狭隘的话题。是不是像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学者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和卡尔•弗雷(Carl Frey)预测的那样，将有近一半工作被自动化取代？或者像经合组织(OECD)认为的那样，约十分之一？关于该数字的讨论似乎成了我们应该多关心这一问题的判断标准。但我们如此执着于这个“多少”的问题，以至于忘了提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哪里”？
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转变中学到了些许经验的话，那就是地理位置关系重大。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就“中国冲击”对美国纺织业就业的影响所做的研究为例。2001年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美国纺织厂的工人不到40万人。与美国当时逾1.5亿劳动力相比，他们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但在美国东南部的57个郡，纺织业占了整体就业的15%以上。奥特尔教授表示，中国竞争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就像是在闹市区上空引爆了一颗小型经济炸弹”。
他的研究发现，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接下来承受了更多的工作变迁，终身收入下降。贫困现象增加。更多男性死于毒品或酒精。制造业就业流失对经济造成的涟漪效应，冲击了其他本地企业。2005年，我就路虎(Rover)汽车厂倒闭一事采访英国长桥(Longbridge)的居民时，才领悟到余震可能多快到来。一夜间大概有5,000人丢掉工作。一名工人的妻子告诉我，第二天一早，照顾她家孩子的保姆失去了9个客户。
中国冲击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机器人冲击”潜在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乍看之下似乎令人宽慰。由于受到影响的岗位在地理位置上高度集中，因此中国带来的贸易冲击的破坏力要大得多。人工智能的影响很可能更加分散。尽管之前几波自动化浪潮给制造业地区带来了超出比例的影响，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指出，人工智能的新突破更有可能影响服务行业，如零售、递送、会计和法律。这些行业倾向于更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经济体。并没有哪个城镇是所有税务会计的大本营。到处都有出租车司机。每个小镇都有商店。
不过，也有很多例外。例如，与整个国家相比，伦敦的法律和金融专业人士多得超出比例，其中一部分人的工作已经在被技术取代。与阿拉巴马州的纺织工人相比，伦敦的律师应该更容易掌握新技能或找到新工作。但并不是所有面临人工智能威胁的工作者都受过高等教育。例如，美国卡车司机享有高薪，但他们的工作并不需要高校学位。自动货车的开发不仅会威胁到这些工作，还有沿着美国主要公路提供配套服务的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
同样面临自动化风险的呼叫中心和零售仓库，也可能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事实上，你往往会发现它们就直接建在曾经的工业场地上。在英格兰中部小镇鲁吉利(Rugeley)，一座亚马逊(Amazon)仓库就建在关闭的煤矿上。在苏格兰小镇巴斯盖特(Bathgate)，一个呼叫中心取代了曾经的电子芯片工厂。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者是时候开始考虑地理问题了。我们不知道下一波自动化浪潮会多快到来，也不知道它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但如果曾遭受上一轮冲击的城镇还要承受下一轮冲击，那就太惨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