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7年中的几乎每一天，我们夫妻俩都在为对抗疾病与饥饿的斗争出力，但是今天，我们深感担忧。在经历了历史性飞跃的十多年后，世界各国援助最贫穷人口的决心比我们启动基金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充满变数。
特朗普总统已经建议将美国国务院预算削减30%，包括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大部分投资。美国国会不大可能接受如此大幅度的预算削减，但是根据我们的猜测，等到尘埃落定，关键对外援助项目的规模将有所缩减。即便是小幅的缩减也将意味着美国对外援助力度长期递增的趋势已经逆转，而在其他国家，这种类似的缩减援助心态也已萌芽。在全球第二大援助物资捐赠国–英国，关于对外援助价值何在的公开讨论异常激烈，不过政府还是坚持兑现援助诺言。
舆论研究结果表明，许多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减少对外援助支出，即便是支持者，支持态度也并非特别积极。不过，研究同样揭示了，大多数人对什么是对外援助、美国的对外援助支出规模多大或者说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并没有清晰的理解。
当我们基金会进行焦点小组座谈时，我让大家作图阐述自己对美国对外援助运作机制的理解。结果我们收回的很多图示描绘的都是飞机狂撒美钞的反乌托邦式场景。冷战时期对外援助的目的是赢取政治支持，这种描述用在那个时期可能十分贴切，但是这和盖茨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关系。
近20年来，我们一直提倡加大对外援助，但是结果证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抱有相同信念的人们并没有就我们所提倡的到底是什么给出很好的解释。我们希望着手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
对外援助就是指美国投入资金帮助世界各地的贫困国家改善其居民的生活。疾病和贫困是可解决的人类苦难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消除疾病和贫困的道德依据也不言自明。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几十亿人的生计都有赖于美国对外援助支持的项目。
实践层面的依据也日益明显。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某个地方的人们陷入绝望时，其他地方的人也将面临风险。在当今世界，流行病几个小时之内就能跨大陆传播，恐怖分子的袭击日趋频繁且越来越无规可循，政治危机引发大规模移民。对抗贫困、疾病和苦难等日常现实符合我们的集体利益。略施恩惠以让一个孩子保持健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诉求，这也是对世界安定和繁荣的一项长期投资。
美国对外援助支出在其年度总预算中的占比不到1%(虽然由于没有单独列出对外援助预算，很难给出精确数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供的数据，美国纳税人去年在全球公共卫生上的支出为128亿美元。所有捐赠国政府的全球公共卫生支出总额为376亿美元。像我们这样的慈善机构也投资于这项事业，但是我们的支出和政府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作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去年在全球卫生领域的支出为29亿美元。
确保最贫困人口有机会过上健康富足的生活，这项工作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本身。但是，美国政府提供的援助填补了其他任何援助国无法填补的关键空白。继续投资于此项援助对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
2015年联合国设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国家都承诺将在2030年之前完成包括在健康、农业和营养等关键领域的这一系列目标。9月，我们携手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发布了一篇题为《目标守卫者：数据背后的故事》(Goalkeepers: The Stories Behind the Data)的报告，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最有前景的方法。
这篇报告就能最清晰地展示世界卫生和福利状况的大量数据点进行了进度追踪。同时，这篇报告讲述了在解决计划生育(塞内加尔)、普惠金融(印度)、孕产妇死亡(埃塞俄比亚)和儿童发育迟缓(秘鲁)等问题时最具创新的国家的故事。
在准备这篇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反复地观察到以下三点。第一，长期全球稳定倚赖于一系列关键的优先事项。第二，创新性项目已经在世界各国有效地解决着这些关键事项。第三，美国对外援助对于帮助领导者们成功地执行这些项目起到了促进作用。
显然，和过去相比，你不再那么频繁地听到关于HIV或者艾滋病的新闻。这是因为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已经将曾经等同于被判死刑的一种疾病变为慢性病，不仅在美国如此，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亦是如此。还记得千年之交的那场艾滋病危机，《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上 “1,000万个艾滋孤儿”的字样映入眼帘时的那种心情如今已逐渐被淡忘。
全球对抗HIV过程中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两个成效卓越的发展项目：小布什总统时期推出的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 ，以及名为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的一个全球性项目，美国是该项目的关键贡献者之一。
两个项目中任何一个项目的资金削减都将是致命的。如果抗击艾滋病的资金投入减少10%，到2030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增加500万。削减不仅会影响治疗，还会导致可用于预防艾滋病的资金减少，而在人口增长的预期下，我们应该加快推进艾滋病预防项目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让我们考虑一下非洲的人口状况。15-24岁是最容易感染HIV病毒的年龄段。1990年，非洲共有9,400万人口处于这一年龄段，而到2030年，处于这一年龄区间的非洲人口数量将超过2.8亿。如果我们在对抗艾滋病方面停滞不前，非洲感染HIV的绝对人数将超过21世纪初艾滋病成为全球公认危机时的高峰水平。
管理这场危机的途径之一是计划生育，这种做法实际上可推动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孕产妇与儿童存活、教育和繁荣–如果女性能有计划地受孕，只在身体和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生育，每一个方面都能得到改善。
但是，特朗普总统最近的预算提案却呼吁彻底退出美国对全球计划生育项目的资金支持。国会的初步意向是，美国不会百分之百地剔除这部分预算，但对计划生育的援助规模可能大幅缩减。这将导致塞内加尔等国家所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来自美国的救助正为塞内加尔政府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全国性计划提供支持，该计划旨在帮助女性加强生活自主权。
2011年，塞内加尔仅有10%的育龄女性使用现代避孕工具(相比之下美国为75%)。其中部分原因是需求极其之低。当地的文化规范要求女性必须多生孩子，大多数人并不理解频繁怀孕的健康风险。同时，供应存在严重问题，令局面雪上加霜。公共卫生诊所的部分避孕工具80%的情况下都处于缺货状态。
塞内加尔对大规模的公众意识活动进行了投资，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建立需求，从电视讨论到对各地伊玛目(Imam，译者注：一般指清真寺领拜人)开展培训。同时，政府还引进私人部门合作方以降低供应链集中度，并将全国缺货率降至2%以下。
仅仅五年，塞内加尔使用现代避孕工具的女性占比就上升了50%多。鉴于该项目成效显著，政府计划加大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占比，到2020年将预算增加66%，但是如今，失去美国的支持可能令所有努力付之一炬。
计划生育推动实现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发育迟缓。符合 “发育迟缓”医学定义的孩子身高在特定程度上落后于同龄标准。但是实际上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身高。发育迟缓是对儿童认知和身体层面发展程度的综合考量。发育迟缓的孩子充分发挥潜能的可能性较低，儿童发育迟缓程度较高的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也更小。
儿童发育迟缓问题较为复杂，因为它是由多项因素所引发，包括母体健康、儿童饮食、疾病史和环境–这些因素随着时间不断累积。研究者仍在试图完整地呈现儿童发育迟缓的根本原因，预防发育迟缓无法一招见效。各国必须结合使用多种方法。
秘鲁在解决发育迟缓问题上一马当先。21世纪初，秘鲁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其儿童发育迟缓率仍然高得惊人(约30%)。捐赠国相继退出，但是在美国援助支持的最后几个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对1,200个村庄实行的一个综合健康与营养干预方案进行了效果测评。成效非常显著。
实际上，鉴于这一方案的成效如此显著，秘鲁政府已决定基于上述项目所证实的结论重建其反发育迟缓项目。不到10年，秘鲁的发育迟缓率就下降了一半。目前，美国国际开发署正为基于在秘鲁及其他国家习得的经验所推出的营养项目提供支持，助力19个国家数百万名儿童的健康成长。
提供诸如计划生育和营养咨询等基本服务的关键是初级卫生保健。出色的初级卫生保健能解决人们90%的健康需求。在这一方面建立了出色体系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已经取得惊人的进步。
埃塞俄比亚的健康推广计划(Health Extension Program)雇佣了4万名卫生工作者，几乎全部都是女性。他们遍布全国各地，百分之百地覆盖1亿埃塞俄比亚居民。受此推动，仅仅10年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死亡率就下降了逾一半。一个曾经因饥荒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如今正大步流星地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轨道，而健康推广计划正是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也门等国家，卫生系统仅仅覆盖一部分人口。同时，这些国家预计也将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意味着全球占比更大的一部分人口将居住在最易受疾病威胁之处。未来的稳定将取决于我们能否顺利解决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问题，并确保所有人均可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国际发展。我们起初之所以涉足，是因为相信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所说的 “卵巢彩票”–孩子出生于何处的偶然性–不应该决定个人的命运。
慢慢地，我们了解到对外援助的道德论据和实践论据实际上高度吻合。近来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疫情的爆发已经告诉我们，脆弱的卫生系统及研发领域投资不足会将每一个人置于风险之中。若一场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相当的疫情在当前迅速蔓延，可能导致至多3,0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规模将达到数万亿美元。美国对全球卫生安全的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未雨绸缪，确保疾病的爆发不会转变为瘟疫。同时，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获得资金的基础研究推动新药和新疫苗的研发，从源头上杜绝疫情的爆发。
在贫困地区创造更多机会还能促进世界和平。正如美国国防部长Jim Mattis担任海军上将、统领美军中央司令部时曾经说过的：“如果你们对国务院的资金支持不足，那么我需要购买更多的弹药。”
对外援助远非完美。和私人部门一样，发展项目有时候会失败，我们从失败中不断汲取教训。不论资金来自纳税人还是像盖茨基金会一样的慈善组织，当成功降临的时候，我们仍在思考如何才能事半功倍。不过，美国对外援助向来用之有道，且持续接受评估，总体来说成效斐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搁置一切讨论。美国人民仍然必须就他们想花多少钱，以及如何花掉这笔钱做出决定。我们对这场讨论的开展满怀期待，只要各方就讨论的真实本质达成共识。
我们对最贫困地区福祉的点滴投资可以拯救和改善生命，释放被疾病和贫困所束缚的巨大人类潜能，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前防患于未然。慷慨是我们最好的输出品之一。我们满怀信心，相信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政府继续为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的世界进行战略性投资。(转载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