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兴盛时期,共产主义宣称资本主义背叛了劳动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莫斯科的新战斗口号,即民主背叛了选民呢?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治下,这种世界观正变得越来越清晰,通过一系列的公开政治陈述、与学者的私下谈话及内部情报体现出来。不妨称之为“秩序主义”(Orderism)。
秩序主义逐渐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挑战着民主–土耳其、波兰和菲律宾等。然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认为,它拥有这套理论的版权,并视之为自己正努力打入西方国家内部的锋利楔子。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政治前提是,自由民主制与国际法并未兑现自身的承诺。它们没能开创稳定局面,而是制造出了不公和混乱。西方议会里顶礼膜拜的世俗宗教为全球化(就欧盟而言,则是欧洲化)。在信奉秩序主义的人看来,这些信念忽视了自身的弱点。
按照秩序主义的看法,其中最明显的弱点是,开放边界与全球贸易导致了工作岗位消失和大规模移民。与此同时,心理上的无拘无束也动摇了自由社会:由于每种传统价值观如今都有了商量的余地,没有任何习惯、风俗或制度还那么神圣了。大麻自由交易、同性婚姻,以及名为肯奇塔·沃斯特(Conchita Wurst)的长着胡子的变装皇后赢得2014年度欧洲电视歌唱大赛(Eurovision)冠军,正是让这些事情成为可能的那种宽松态度,也在容忍着欧洲境内的激进伊斯兰主义。
秩序主义思想警告称,历史上的帝国崩塌之前,也会呈现同样的道德脆弱与堕落。就像尼禄那样,罗马大火之际,权贵在宫殿里歌舞升平。
秩序主义还宣称,在全球舞台上,国际法屈从于强权,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信奉秩序主义的人声称,就连西方也只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遵循全球法治。当不符合的时候,美国及其盟友会忽视或规避联合国的要求。秩序主义者认定,乌克兰2014年爆发的事件就是西方虚伪性的头号例证:他们表示,美国鼓励并资助了基辅政变,随后安插了对其言听计从的政客上台。他们坚称,法治与自由多边主义不过是特洛伊木马,把西方送到离他们的边界越来越近的地方。
因此,按照秩序主义者的世界观,俄罗斯是在进行自卫,无论是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庞大的俄罗斯海军港口,还是增加军费开支,抑或沿着俄罗斯-北约边界频繁进行军事演习。秩序主义认为,正如西方在20世纪遏制了咄咄逼人的东方,东方如今也必须抑制妄自尊大的西方,从而阻止更多混乱的蔓延。
秩序主义将稳定置于民主之上,提供了有别于放任自由的社会带来的道德深渊之外的一种选择。俄罗斯是这种新社会契约的楷模。这一契约建立在爱国主义、传统性别角色、东正教、军事力量之上,而最上层是一名仁慈的沙皇,只会做出力所能及的承诺。(倘若公众给予他足够的支持,他便能做出诸多成就。)秩序主义或许尚未鼓吹自身能取得与自由主义相当的经济成就,但其信徒坚称,有序国家的团结一致将使其超越无序西方不可避免的衰落。
不难看出秩序主义为何散发着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在自由民主制度下遭受了混乱与沉沦的人而言。然而,正如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诺言不过是暴政的遮羞布,秩序主义的堂皇外表之下隐藏着黑暗得多的东西。在它令人窒息,继而施加压迫之前,秩序都很吸引人。不加约束的独裁者让最卑微、最脆弱的人冲当替罪羊,通过义愤填膺地展开海外冒险行动来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社会分崩离析;恐惧滋生开来。秩序主义最终并不能兑现自身的诺言。
不过,令人感触的是,秩序主义与美欧许多选民的态度如今有诸多匹配之处。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竞选纲领可以归结到承诺实现严格的秩序。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等党派承诺了一个有序而独立的英格兰。在这种诺言推动之下,不列颠选民做出离开欧盟的决定,但那不过是企图阻止全球化的一些令人害怕而困惑的后果。应对秩序主义的一个难点在于,它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却又不标榜为意识形态。它反复无常、只管实用、本质虚伪;它的内涵与价值观随着世事的变迁而波动。
然而,在对付今天的秩序主义的时候,西方可以从昔日对抗共产主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西方领导人必须回应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而不只是斥其为阴暗的反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产物。假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与西欧的战后领导人无视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福利的呼声,斥之为受到共产主义启发的思潮,他们就会迎来革命。事实却是,他们打造了进步派的政治制度,让反自由主义丧失了吸引力。
若是就业岗位在流失、恐怖主义袭击越来越多,民主制度下的政界人士必须拥有坚定的勇气和新鲜的理念来完成亟需的修补任务。在这场新近出现的世界观冲突中,我们需要新一代的罗斯福、阿登纳与莫内,直面秩序主义的挑战却又不对其追随者大加鞭挞。冷静的对抗精神才能让民主制度恢复伟大荣光。(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