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中国语言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一场研讨会。混乱的会场上不仅有言语交锋，甚至还有茶杯乱飞。与会者试图解答一个问题：汉语是什么。
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两年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中瓦解。像吴稚晖这样的改革派知道，要想存活下来，中国必须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但据最近出版了《十亿个声音》(A Billion Voices)的莫大伟(David Moser)介绍，中国当时有成百上千种口头语言和方言，书写体系“非常难”，只有一些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和官员才熟悉。《十亿个声音》一书详细记述了现代汉语的确立过程。
莫大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标准汉语–在中国叫“普通话”–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混合语言，结合了几种北方方言，最终在共产主义革命结束六年后的1955年被政府作为国家语言。但他说，自1913年那次会议以来，在一些方面，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是，是有了一种语言，但如果想普及读写，它就是一场灾难，”莫大伟说。他是北京一个名叫CET的汉语项目的负责人，拥有汉学博士学位，研究过心理语言学。已在华生活30多年的他说，“书写符号很难掌握。”
汉语系统中有成千上万个汉字。它们与读音并不对应，必须靠记忆。为了降低学习汉字的难度，中国引进了一个用罗马字母拼写的系统，叫拼音。但改革派最宏伟的计划，即彻底废除汉字，始终没有付诸实行。
“不得不为中国学校里的孩子们感到难过，”把学汉语比作“认知堵车”的莫大伟说。“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头几年里，他们必须学习和掌握两套书写体系，一个是外国的，另一个他们熟悉，但却非常难写并且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记住。”
在莫大伟的书中，和定义国家语言的多项行动同时进行的，是持续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国共相争，以及最终获胜的共产党控制并重新定义中华民族的过程。正如他在书中所写：
“第一部分记述了为制定一种统一的语言而斗争的那段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当做一场为赢得中国而进行的战斗，因为军阀和国民党当时也在语言学领域展开了争夺。
“第二部分介绍了毛泽东掌权之后，他们如何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实行这项政策。这是一个仍在进行的故事。现在仍有三四亿人无法轻松说或读普通话。
“第三部分是我给出的一些语言方面的解释，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不能假设读者都了解汉语。”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中国确立一种国家语言的难度，为什么比在其他地方，比如欧洲国家大这么多。
“文学传统一开始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活动，只有学者能参加。很快，希腊和罗马出现了一场民主化运动，希腊人尝试发表用口头语言创作的作品。这一幕从未在中国出现。中国的语言基本上是一种书写形式，一种已死的书写形式，一直没能把它变成一种活的口头形式。”
中国很像非洲大陆，语言和方言规模庞大。但中国政府通常都把它们叫做方言，而不是语言，尽管它们有的无法相互交流。莫大伟解释了这背后的政治依据：
“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地方，比如非洲、欧洲完全一样。但中国人希望统一这个国家。这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如果中国四分五裂，假设毛泽东没有统一中国，我们可能会看到和欧洲类似的情形–‘广东尼亚’和‘山东尼亚’或‘四川尼亚’都有各自的语言和方言。
“不同的是，中国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因此，‘我们把这些叫方言’。不能叫语言，因为那意味着它们属于不同的地区。”
中国和其他地方有数亿人在学习汉语。但因为没有一个指导发音的语音系统，汉语的难学是出了名的。
“对于使用字母表的语言来说，读、写、说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一种综合技能。在汉语中，这个循环被打破，任何一项都不会强化另一项。在英语中，‘dragon’这个单词的拼写能传达出它的读音，读音足以让学习者迅速记住这个词怎么写。而在汉语中，‘dragon’对应的繁体字‘龍’写在纸上，无声而威严，只能通过长时间的重复练习记下来。
尽管中国国内年幼的学生几乎别无选择，但在国外，在海外华人群体中，英语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莫大伟列出了一些后果：
“父母不喜欢听到这些话，但孩子们不傻，他们会通过时间和兴趣来投票，说，我要跳过难学的中文，学习英语这些好玩的东西。我记得，家长一直都非常苦恼：‘我怎么能让孩子看中文书？’问题在于字，人们不想承认，但这是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它也严重妨碍了中国的软实力。因为如果想让自己的书获奖、电影有人看，就需要让人能够直接探索。因为汉字的原因，受众的参与程度被大幅降低。”
他说，现在正在拯救汉语的，是数字化：
“我们有了文字处理系统和万维网这样的好东西，我认为这个计算机读写系统救了汉语的命。程序员们在汉字输入方面更聪明了，如今已经很实用。汉语的未来是人们只用对着手机讲话，文字就会自动显示出来。”(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