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见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崛起一直伴随着一种声音，即“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但要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现象，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全球性趋势的一部分，这一趋势就是：国际政治中“强人”领袖的回归。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宴会上，美国非但不是头一个来的，而且还姗姗来迟。有朝一日，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指出，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2012年5月，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重返克里姆林宫。几个月后，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普京和习近平接替的都是四平八稳的前任领袖(分别是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和胡锦涛)，都迅速采取行动，建立新的领导风格。顺服的媒体被鼓励建立一种个人崇拜，强调新最高领导人的强有力和爱国。
这种始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趋势很快也出现在其他国家。2013年7月，埃及发生政变，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被推翻，前军队首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成为该国新的强人领袖。翌年，已经任土耳其总理11年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当选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立即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总统之位，将其他主要政治人士边缘化并打击媒体。
埃尔多安现象表明，民主国家对强人的诱惑也并不免疫。埃尔多安是天生的威权主义者，但他的权力是通过选举获得的。2014年当选印度总理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动了一场围绕他自身的强势和行动力开展的运动，承诺要将在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温和的执政下偏航多年的印度带回正道。在匈牙利，经过选举上台的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表现出了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
这种全球性趋势正在加速。不久前，菲律宾人将一名狂放的民粹主义者选举为总统：人称“肮脏哈里”(Dirty Harry，Duterte Harry的谐音，电影《紧急追捕令》(Dirty Harry)的主角–译者注)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将接替谨慎、技术官僚风格的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然后是特朗普。如果听到美国政治与菲律宾或俄罗斯不无共同点的说法，美国人可能会大吃一惊。但是，事实上，看起来肯定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特朗普，表现出了包括普京、习近平、埃尔多安、塞西、莫迪、欧尔班和杜特尔特在内的当前这一批强人领袖的很多特质。
这些人都已承诺，要通过他们的强势性格，通过愿意不拘泥于自由主义，来领导民族复兴。在很多情况下，支撑果断执政承诺的，是一种对国家敌人使用非法暴力的意愿，这种意愿或是公开表达出来的，或是暗示出来的。
“肮脏哈里”一直标榜他和自发维持治安的帮派之间的关系。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所运用的残酷策略在俄罗斯选民中广为人知。莫迪在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2002年的大屠杀事件中被指扮演的角色极富争议，让他被美国禁止入境多年。
塞西曾通过开罗街头的一场大屠杀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甚至是在实行法治的美国，特朗普也承诺要对恐怖分子施以酷刑、并谋杀他们的家人。
强人领袖通常还伴随着对批评的极端敏感。在普京和习近平治下，言论自由都一直被打压。在土耳其，埃尔多安以诽谤的罪名起诉了近2,000人。特朗普鲜少放过侮辱媒体的机会，并说他希望让政治人士能够更容易地起诉媒体。
通常情况下，强人领袖会利用不安、恐惧和沮丧的情绪。普京和埃尔多安一直将俄罗斯和土耳其描述为敌人环伺的国家。塞西许诺要从恐怖主义的手中挽救埃及。习近平和莫迪利用了普通民众对腐败和不平等的失望。特朗普的运动则包含了以上所有主题的元素，他承诺要扭转国家的衰落，以强硬手段对付罪犯和外国人。
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都是审慎的国际主义者的时代，普京带有冒险主义风格的民族主义吸引了中国、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的倾慕者。
特朗普和普京似乎结成了一种互相欣赏的关系。强人领袖们通常很合得来–至少最初是这样。但由于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相同的风格和傲慢上，而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根本原则上，他们通常也会彻底闹翻。埃尔多安曾经与普京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关系密切，但他与后两人现在都成了死敌。更久远的历史显示，希特勒(Hitler)与斯大林(Stalin)1939年的条约签署不到两年，就因德国和苏联开战而作废。
令人惊恐的事实是，强人领袖的影响很少局限于本国国境之内。他们引入国内政治的暴力潜流往往会溢出到国际舞台上。(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