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在新罕布什尔的一个晚上，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竞选集会上，有一群人带来了标语，上书“给我熨衬衫”，这位总统候选人让工作人员把灯光打在这个标语上，笑了起来，“性别歧视的残余–活生生的好例子！”
历史学家与PBS台的长期时事评论员艾伦·菲茨帕特里克(Ellen Fitzpatrick)选择了这一幕作为自己的新书《最高的玻璃天花板：女性谋求总统席位》的开头，这本书追溯了维多利亚·伍德霍尔(Victoria Woodhull)、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和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这三位竞选总统最成功的女性的事迹(总共有200多位)。“熨衬衫”那一刻如同一个轻松的象征，代表了克林顿在2008年竞选期间遇到的难以描述的性别偏见，为美国女性走向白宫的漫长奇异之路提供了一帧简单的速写。
但是，菲茨帕特里克的史书为何如此迫切、关键，我认为能够更好说明这一点的时刻发生在“熨衬衫”插曲之后的几日。在新罕布什尔，希拉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完整竞争中赢得总统初选的女性，这引发了一阵奇怪的不安(1972年，奇瑟姆在新泽西赢得了一场无约束力的总统初选，尽管她的大部分民主党竞争者没有参选)。在克林顿获得这个历史性胜利后，包括《纽约时报》和CNN在内的各大新闻机构都没有在翌日的报道中指出这个里程碑性的意义。
在这个国家，要想庆祝女性的历史，让它成为国家故事的核心，当女性创造历史的时候记得提起它……这些仍然是困难的。
这篇书评发表之时，克林顿可能已经赢得了民主党初选(也可能没有)，成为第一位被主要党派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女性。这一刻，我们许多人可能会一手捂住眼睛，另一手扶住护栏，嘴巴张得大大的，却发不出声音，等候着11月大选的到来。
不管怎样，我们都能从《最高的天花板》中学到东西，这本书不太可能平复焦虑，但是至少把我们的性别焦虑放在了历史角度来看待。
菲茨帕特里克为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写了一章，先是从伍德霍尔开始，她的故事也是最奇异的。她是个结过两次婚的股票交易商，涉猎过通灵术，和性爱自由的倡导者们来往密切。1870年她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出版了一份报纸，支持自己竞选。伍德霍尔花费两年时间做竞选宣传，这还是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50年前的事情。一家报纸称她是“胡闹的华尔街小母牛”，伍德霍尔攻击“大公司”的“贪得无厌”，以及银行和铁路公司的“专制”，她身上明显的矛盾之处让人觉得很熟悉。
菲茨帕特里克的下一个人物是缅因州强悍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1940年，她通过“遗孀授权”获得议员席位。史密斯是第一个凭自己的力量当选参议员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在参众两院都工作过的女人。她性格里的一根筋有点好笑：她去世的丈夫奉行反干涉主义，1938年，她被派遣作为他的代表发言，却做了一通反对他的讲话，鼓吹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增加军费。史密斯的政治主张完全不顾党派路线，在联合国军与美国对抗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中，她主张使用核武器；她一边谴责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参议院中猎捕共产党人，一边又支持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她的一个共和党同事说：“如果她和我们投票一致，那纯属巧合。”
多年来，史密斯是参议院中唯一的女人，她被迫使用男厕所，因为参议院中没有女厕所；她经常拒绝白宫的邀请，因为白宫从未邀请她携男伴参加。菲茨帕特里克的书中有很多可爱的细节，其中一则写道，杰姬·肯尼迪直白地建议史密斯携带约会对象一起来，史密斯写信给她说，“这是我在华盛顿25年来遇到的最体贴的事。”但她并没受到性别上势单力孤的影响。“我无视任何歧视，”菲茨帕特里克引用史密斯的话，“我从来，从来就没意识到它，从来没有。”
1964年，史密斯谋求共和党总统提名席位，菲茨帕特里克写道：“在她之前，从没有一个美国女性在主流选举政治领域拥有这样丰富深刻的经验，可以竞选总统席位，在她之后也寥寥无几。”然而她的竞选遇到了打击，她生于1897年，当时人们正疯狂迷恋年轻的肯尼迪，史密斯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当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对孀居的史密斯的“第一丈夫”做了一番遐想：“每一次在机场，他都会面向大堆迎接他的玫瑰花摆姿势拍照。女记者们簇拥着他，问他最喜欢的食物，要他介绍育儿经验。”
史密斯毕竟成了第一个名列党派大会总统提名人行列的女人，四年之后，雪莉·奇瑟姆成了第一个入选国会的黑人女性。尽管《华尔街日报》担心她进入众议院“可能导致黑人贫民区据说正在蔓延的母系社会结构的固化。”来到华盛顿后，奇瑟姆被分配到农业委员会。“显然华盛顿对布鲁克林的全部了解就是那里有棵树，”她评价道。之后她对此表示反对，并被重新分配到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
菲茨帕特里克写了奇瑟姆面临性别歧视和偏见的困惑，这些偏见来自她那些同样主张进步的同僚；她对自己的女权主义同事们也非常失望，其中就包括与她共同创立了国家妇女参政小组(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贝拉·阿布佐格(Bella Abzug)与格劳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1972年，奇瑟姆历史性地竞选民主党提名时，她们三个对她的支持都有点不冷不热。
菲茨帕特里克描写书中人物的一些线索令人沮丧。她写了伍德霍尔把自己从政的原因归结为一个童年时显灵的幽魂，它预言“她会成为人民的统治者”；而史密斯解释，自己的成功多少带有宿命的成分：“一切就是这样发生，我没做太多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内向羞怯的人，但她在前不久的一次辩论中腼腆地说：“我从不觉得自己应当站在这里的讲台之上，要求人们选我做总统。”这让人觉得女人要想直接承认野心，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奇瑟姆的声音才是那样振聋发聩。谈起她在政界的崛起，奇瑟姆丝毫没有愧疚之意：“我尽一切努力帮别人赢得选举，当然，那些人都是男人，因为政治就是这样……我才是最合格的候选人，我不应该只因为性别就被拒之门外。”
菲茨帕特里克并没有在奇瑟姆这一章止步，而是在尾声中回到了克林顿。菲茨帕特里克引述她2008年那段著名的退选演讲，就是玻璃天花板上的裂缝的那一段。如今，这些话令人难以卒读，特别是这段“而阳光从未如今天一样倾洒而下，使我们每个人充满希望，而且确信下一次的征途要平坦很多。”
嗯，我们拭目以待吧。如今，菲茨帕特里克这本适时推出的书可以提醒我们，不要让亲手缔造的历史与我们擦肩而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