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习俗知之甚少，曾问别人：我妈走了，逢年过节有啥讲究？别人说，你妈爱吃啥就做啥，把像摆出来，饭献上，再招呼一声，就了心思。
母亲爱吃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挑过的吃剩的汁汁水水，母亲就拉到自己跟前，蘸着泡着，就收拾干净了，看起来还吃得很香甜。
母亲又爱穿啥颜色的衣服？还真不知道。我穿旧的或觉得样式过了时的，她都舍不得拆成布片做成袼褙，不管啥款式啥颜色，都穿在自己身上。她的理由是，“旧的，耐磨，也不心疼，自在”。她还说，“穿我娃的衣服，就像我娃跟着我，舒坦”。
想起来了，母亲也是有爱好的：爱干活，闲不下来。即使在亲戚家呆一两天，也是扛起锄头下地挽起胳膊进厨房。到哪眼里都有活，都不客气不生分，就像给自家干活一样不惜身。
对了，母亲还特爱做饭，变着花样做。
40年前的关中农村，以红薯为主食，连糜子馍馍、玉米糕糕都算很好吃的，一连几天能吃上麦面，大概只有过年那几天了。早上红薯稀饭，中午红薯面条，晚上红薯馍馍就萝卜丝，以至于红薯吃得我们一放屁就有股红薯特有的酸味儿。
母亲蒸的馍馍却与众不同：薄薄的一层是黄黄的玉米面，夹着厚厚的黑黑的一层是红薯面，下来又是薄薄的一层糜儿面，就这样卷起来。我们常常为了那薄薄一层的诱惑，也就感觉不到厚厚一层的难吃。
总是红薯面条当然让人看着都倒胃口，可母亲从不做简单的红薯面条。红薯面做的“猪灌肠”“猴耳朵”“蒸饺”……凡是麦面能做的，红薯面同样能做。如今想来，她那是从视觉上努力来唤醒我们的食欲。
哦，还有，还有就是母亲爱陪小时的我玩耍。那时，十天半个月，母亲就会给水缸里丢根黄瓜，嫩嫩的，脆脆的，–黄瓜在那时可算是稀罕菜。年幼的我常常爬在水缸边，拿着水瓢划拉着，想象着它像小船，像小精灵。实在眼馋得受不了了，就偷偷地捞上来，放在案板上，用刀薄薄地切去一小片。放在嘴里，那清凉香甜从舌尖直冲进心底。而后再将黄瓜放进水缸里，继续划拉着。我常常就这样偷偷地“蚕食”，直至大黄瓜变成一根可怜的小尾巴。不久，又出现一根，游戏再次开始。
或许，我童年全部的快乐就系在水缸里的黄瓜上。
母亲的不爱我也有印象：她不爱说话，不爱和别人掺和在一起说人长道人短。
即使和婶子们坐在一起做针线活，别人絮絮叨叨说家事议是非，她也总是笑着低头纳着自己的鞋底，做自己的小活儿。好像人家热热闹闹谈论的人人物物，是远在天边自己全然不相识的人，而不是身边熟悉的张三王五。
我也曾问过母亲，您是不是不爱热闹？母亲反问道：“咋不爱？人家动嘴热闹，咱手底下也热闹。动手比动嘴好，活是越干越少，话是越说越多。”
母亲从不爱大声说自己的欢喜，即使她是满心欢喜，也不会很张扬地表示。她总说，“人得惜福，好事叫老天爷听到了，还不得嫉妒死了”。她常说，高兴的事得搁在自家心里头，心里感念着就行了。
84年，整个村子几十个学生就考上大哥一个。在收到通知书后，母亲便很少出门。理由很简单，却朴实得让人感动：小巷子大村子，还有那么多的娃娃都没考上，我一出门，这个问那个问，叫那些娃娃没考上的大人脸往哪放？
–大哥考上了，却像她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般。
母亲的爱与不爱，不都是对我们对生活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