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故居是不经意间撞见的。那天，和朋友沿着莫斯科大尼基塔街漫步，突然，朋友尖叫到：看，果戈理！顺着朋友的视线望去，果戈理故居的牌子在临街的淡黄色二层小楼的墙上，静静地注视着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人们，有些落寞，然而又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我们几乎是狂喜着步入了果戈理的故居，这里是这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大文豪精神苦旅的终结之地。这是多么幸运的偶遇啊！访者寥寥，有些冷清。因为人少，朋友“冒险”坐在果戈理的椅子上拍了一张照片。为此，她诚惶诚恐了好几天。
这是贯通着的两个房间，房间不大，一间是起居室兼书房，另一间是卧室。房间里最显眼处，摆放着一张深红色的小床、一张深绿色的靠背沙发和一张深红色的书案。书案上，散放着些许书稿，书稿旁边，是一支高高的烛台，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年，它是以怎样温暖的光芒照耀着果戈理内心的抑郁。
故居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像。与门相对的墙上，有一个大大的壁炉，白色砖石砌成的炉壁和两扇紧闭的黑色的炉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视觉冲撞，让人不由得多看两眼。据说，室内大部分物品都不是果戈理生前用过的，似乎只有这个壁炉亲眼见证了，当年的大文豪果戈理生命中最后四年的孤独与欢欣，郁结与忧伤，挣扎与癫狂。就是在这个壁炉里，大文豪含泪烧毁了自己惨淡经营数易其稿的《死魂灵》第二卷手稿，从而留下了千古遗憾。
果戈理是于1848年4月从圣地耶路撒冷回俄后搬到这里的。这两间居室是由亚-彼-托尔斯泰伯爵夫妇借给他的。果戈理生命中的最后4年就寄居于此，直到1852年2月21日逝世。如今，这栋旧宅被辟为“果戈理之家”。
果戈理曾在这里会见过屠格涅夫、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莫斯科文化艺术名流。不过交往最多的是以霍米亚科夫为首的斯拉夫派人士。他与霍米亚科夫的妻子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霍米亚科娃以及她的哥哥、诗人尼古拉-雅泽科夫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霍米亚科娃优雅高贵，笃信上帝，却不幸于1852年1月26日病逝，年仅35岁。噩耗传来，果戈理深感震惊，他说“对我来说，一切都终结了” 。在霍米亚科娃的灵柩旁，他沉痛地说道：“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庄严。如果没有死，生活便不会如此美妙。”或许是过于悲痛，果戈理没有亲自为她送葬。
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霍米亚科娃这一庄严的死亡成了果戈理晚年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霍米亚科娃下葬之后，果戈理经常彻夜不眠，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祈祷。未满一个月便抑郁而终。
回想果戈理在莫斯科最后的生命旅程，不能不提及他的忏悔神父马特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马特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在果戈理的悲剧中似乎一直是一个神秘兮兮的人物。这位神父大人在阅读了《死魂灵》第二卷之后，力劝果戈理销毁其中的部分章节，因为其中出现了带有天主教色彩的神父的形象。他指责果戈理受到了魔鬼的引诱而误入歧途。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以同样或相近的理由指责了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 ，这让果戈理陷于巨大的惶惑与恐惧之中。果戈理也深信自己在强烈渴望上帝的眷顾的同时被魔鬼迷失了心智。
我走到果戈里栖息了四年的小床前，看着看着，不由得悲伤不已。这张床非常窄小，铺着紫红色的床罩。1852年2月11日，就是在这天深夜，果戈理从我们眼前的这张小床上爬起来销毁了《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那时，果戈理一定正处于某种癫狂状态。
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深夜两点多钟，果戈理叫醒自己的仆人谢苗，吩咐他生着炉子。等火着旺了，果戈理吩咐谢苗把早上交给过亚-彼-托尔斯泰伯爵的那捆纸扔进火里。谢苗后来回忆说，他仿佛给老爷下过跪，央求他别这样做，但他就是不听。一捆纸扔进火里，但怎么也烧不着，只烧焦了几个角，果戈理便用火钩子把纸捆掏出来，把笔记本一个个分开，然后又一本接着一本地扔进炉子里。
当所有的笔记本都快烧完的时候，他安静了下来，在椅子上坐了半天，然后哭了，吩咐谢苗把伯爵请来。伯爵进来后，他指着快要烧完的笔记本伤心地说：“您瞧我干了件什么事！原想烧掉早就打算烧掉的东西，可是把所有的手稿都烧掉了！魔鬼真够厉害的–他竟让我干出了这样的事！而我在那里面能说清很多道理。这是我著作的皇冠。人们从那里面将会明白我在先前的作品中尚未说清的一切！”
在这之前果戈理曾向伯爵立过遗嘱，让伯爵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拿走，一旦他死后就交给菲拉列特总主教。“让他去裁决吧。凡是他认为不需要的，就无情地划掉。”现在，在笔记本烧成灰烬的可怕的一刹那，果戈理却说出了另一种想法：“我本想把笔记本送给每个朋友一本作纪念：他们爱拿它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现在一切都完了。”伯爵想使他摆脱阴暗的死亡的念头，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说道：“这是个好兆头–先前您烧毁过的后来又都写出来了，并且写得更好。这就是说现在离死还远着呢。”果戈理听了这些话仿佛宽慰了些，伯爵又接着说：“您不是都能回想起来吗？”“是呀，”果戈理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回答，“我能，我能。还都在我脑子里呢。”这之后他平静了一些，不再哭了。
伯爵的话并非无的放矢或虚情假意。事实上，果戈理从少年时代起曾经不止一次烧毁自己的文稿，也不止一次重新撰写被自己烧毁的文稿，并且重新创作的作品并不是单纯的记忆再现，而是比原来的更好。据此不妨可以这样推测，这一次烧稿在果戈理本人看来并不是最后的疯狂，而只是又一次涅槃重生的序曲。魏列萨耶夫在《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中曾引用了果戈理在烧掉书稿之后写的一段文字：“我之所以烧毁《死魂灵》第二卷，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不死岂能复生’，使徒这样说。为了复生，需要先死。烧毁惨淡经营五年之久的劳作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其中的每一行字都是经过灵魂的震荡才得来的，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构成我美妙的念头、占据我整个灵魂的篇章。但一切都烧毁了，而在那一刹那，当我看到眼前的死亡时，我非常想在身后留下哪怕一点关于自己的良好的回忆……当火焰刚刚吞噬了我的书的最后几页的时候，它的内容便突然以净化和光明的形式重现出来，就像从篝火中飞出的不死鸟，于是我猛地看到，我先前认为已经完整与和谐的东西竟是多么杂乱无章啊！”
要知道，果戈理生前对《死魂灵》第二卷寄予厚望，他曾这样写道：“我的著作《死魂灵》应包括俄国人天性中一切强有力的东西。这部著作只出版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嘲笑了一切不符合我国伟大本性的，有损于它尊严的东西。将在《死魂灵》其余部分中出现的已经不是性格猥琐、庸俗古怪的俄国人，而是性格深沉、内心丰富、蕴蓄着内在力量的俄国人。如果上帝能帮我像灵魂渴望那样把一切都创作出来的话，我对祖国的效劳也许便不会比其他部门的那些高尚而诚实的人少了。”
果戈理把自己的创作视为“对祖国的效劳”，这一思想几乎支配了作家一生，直至其生命的终点。果戈理首先是一个艺术家，但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为神圣俄罗斯效劳或服务的意识与他经常谈到的俄罗斯的秘密与奥秘是紧密相连的。他苦心孤诣建构的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在他的心目中是完全可以转化为现实的，他相信“爱”的“天堂” 必将降临俄罗斯，进而降临全世界。然而，在我看来，果戈理的使命，无论是审美的还是宗教的都过于艰巨了。他自己也坦承《死魂灵》第二卷“没有立刻像白天一样清楚地给每个人指出通向崇高和美的道路”（《与友人书简选》），也就是说，神圣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明确的，但通往终点或天堂的道路或梯子却不是自明的，魔鬼的诱惑时时侵扰着俄罗斯人的心智，因此俄罗斯人必须在上帝的帮助和启示下时时净化自己的灵魂，实现道德完善。也因此，俄罗斯人必须要承受“炼狱”的煎熬，这是从地狱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一思想迥异于纯正的正教信仰而与罗马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马特维神父指出这一点时，我想，一向以纯正的正教信仰为旨归的果戈理肯定相当尴尬。
一切又重新变得复杂起来。果戈理把拯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上帝的帮助上，他希望借助于超常态的斋戒和连续不停的祈祷、忏悔甚至流泪感动上帝，让上帝重新赐给他高贵的灵感，藉此实现涅槃重生的奇迹。最初，他每天只吃几调羹燕麦糊和一片面包，后来干脆拒绝进食，也拒绝医生的诊治。
在辞世前九天，果戈理划过十字，躺下，泪流满面。他对霍米亚科夫说：“死亡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人们请来了神父，他领了圣体，敷油(临终的圣礼之一)，他说，“死亡是多么甘美！”果戈理在一页残纸上记下了他的遗言：“你们要成为复活的灵魂，而不是死灵魂。除了耶稣基督指出的大门，没有别的大门。”
临终前，他一直等待着耶稣基督指出的大门为他开启。
1852年2月21日，他突然呼喊：“梯子，快，把梯子拿给我。”
另外一位圣者，查东斯克的圣吉洪在临终前也是这样呼喊的。他们呼唤的都是圣经里那个“雅各的梯子”， 一个立在地上，直通云天，天使们上下往来的梯子。上帝站在梯子的顶端，承诺眷顾和恩典归向他的人。那是上帝的天梯。
我环视着这间小屋，目光的触点有那么一点疼痛。果戈理就是在这间小屋里，等来了上帝的天梯，所有的人间苦难就此终结。出殡时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过路人好奇地打听：“为谁送葬啊？难道他有这么多亲属？”
“为果戈理送葬。我们都是他的亲属，和我们在一起送葬的还有整个俄罗斯。”队伍里有人答道。
离开果戈理故居时，果戈理已不只是那位以“含泪的笑”揭露俄罗斯的丑陋与弊端的幽默讽刺大师，他还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虔信主义者和令人困惑的神秘主义者，一位以非现实主义的笔墨书写心灵与人生永久事业的史诗诗人，一位殷切盼望天梯降临的基督教先知。当然，我们对他的了解还很不充分，他的精神世界还有许多待解之谜。这一切必将吸引我、召唤我再一次回到果戈理创造的精神世界之中。
走在繁华的街上，我的耳畔又一次回响起那熟悉的声音：“俄罗斯，你不也像这无所畏惧的快不可追的三套马车一样在飞驶吗……俄罗斯啊，回答我，你要驶向何方？你没有回答。”
美妙的响声从故居里传出来，空气被划破，呼呼地响着，变成了疾风；大地上的一切全从身旁飞过，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侧目而视，闪到路旁给它让路。(来源：世界华文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