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说，今天的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必须有自行车道和洒满阳光的露台餐厅。它要有漂亮的社区和伟大的艺术。兴旺的城市经济并不足以吸引人才。“人们将选择在哪里生活，”万事达(MasterCard)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彭安杰(Ajay Banga)说，“资本将跟随人的脚步。但我不确定人才是不是也会轻易地追随资本。”
富裕又充满乐趣：这是上周芝加哥全球性城市论坛(Chicago Forum on Global Cities)与会者一致描绘出来关于成功的全球性城市的图景。按照这种说法，未来几十年，大多数伟大城市都将位于西方。《论全球性城市》(On Global Cities)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朗沃思(Richard Longworth)说，美国与西欧的人口加起来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0%，而世界城市的排名往往由纽约、伦敦和巴黎打头，之后才轮到东京，或香港。由于权力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城市，西方可能会在城市排名方面继续领先其他地区。
发展中世界的大城市大多是在汽车时代–差不多从1950年以后起–迅速涌现出来的。但北京、里约热内卢、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道路拥堵严重。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有害，而拉美城市治安不好。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主席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指出：“在发展中世界，你看不到任何一种成功的城市化模式。”
如果此番言论听起来像一种西方偏见，那请注意这一现实：中国和俄罗斯的精英们正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财富和子女安置在西方城市。获得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说，他的同胞们花了30年时间毁坏自己的传统城市。甚至连那些由大牌国际建筑师设计、点缀中国城市中心区的地标性建筑，也常常与整体环境格格不入。王澍说，中国人最近开始发问：“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在哪儿呢？”
整个亚洲有成百上千的城市正处于建设之中。但是，王澍说，赋予一个新的城市以生命力非常难。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馆长维姆-彼布斯(Wim Pijbes)指出，迪拜、阿布扎比等后崛起的城市正试图用艺术作品填满新的博物馆。但购买没有历史传承的收藏品没什么用。
20世纪之前的人类遗产、社区以及艺术，如今有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西方城市。这些保留下来的历史是伦敦和巴黎吸引力的一部分。这些伟大的西方城市在其他方面也有数不清的资产。因为这些城市大多建立于汽车时代之前，他们能够相对容易地适应一个像是回到过去的新时代–步行、骑自行车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城市还容纳了全球各色人种。而且它们越来越安全，虽然比不上香港，后者的凶杀率几近世界最低，而且由于犯罪数据过少，以至于“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在芝加哥等地被采用的通过预测可能发生犯罪的地点而进行预防性执法的模式–几乎无用武之地。
然而，这些大城市也存在一些问题；纽约、伦敦等城市正在变成超级富豪的堡垒。香港缺乏可以扩展的空间，很多人已经生活在30层以上。如果一线城市达到了自身的发展极限，那些规模小一些的城市可以从中攫取商机。
但它们的竞争者将主要是其他西方城市：柏林(与伦敦争抢艺术家和科技人才)、牛津或者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丁。这些是当今最富的0.1%人口(这个群体的流动性为有史以来最高)可能想要居住的地方。只要一些瑞典外交官以“无法忍受”(比尔特在上周一个会议上这么告诉与会代表)为由拒绝到北京赴任，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仍将处于二线行列。在全球性城市吸引全球化人才的时代，这一点很重要。(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