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瓦罐摔落在石头地上的碎裂声，划破了那个清冷的早晨，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吵醒了。她的家中闯进了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罗食物，将锅碗瓢盆砸翻在地。年方16的张先兔想跑走，可她跑不了太快，作为地主的女儿，她从小就缠了足。
此刻张先兔坐在山西省盂县的家中，1942年那个清晨仓惶惊醒的新媳妇，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妇，她的脸上皱纹密布，花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由于患有肺病，她不时喘着粗气。张先兔说：“每当我梦到那会儿，总是梦到自己被抓住了，我怕极了。”
当时她无处可逃。“日本兵们来了，他们发现了我们……满街的人到处跑。”她的呼吸减慢了，突然又急促起来：“哎呀……剩下的事我全忘了。”接下来的20天张先兔被囚禁在附近一座窑洞里，沦为一名“慰安妇”，遭受侵入中国华北的日军的蹂躏。张先兔说：“我差点吓死了。”
与张先兔经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们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二战期间日本为防止入侵日军进行大规模强奸和掳掠，实行慰安妇制度，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今年亚洲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
中国目前健在的慰安妇还有二十几名。当官方不予重视时，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活动，以确保她们不会被遗忘。而随着中国与日本争夺亚洲主导地位，中国外交官开始不时发出严厉警告，让日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但是在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僻静的角落里，历史痕迹早已褪去。此时再来赋予这段尘封往事以新的意义，是否已为时过晚？
……
当我为撰写这篇文章着手研究时，我曾不禁猜测：一位慰安妇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记者？我会被指责“站队”吗？还是如一位中国同行所警告的，我会变成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工具”，或日本民族主义者的靶子？
慰安妇大多生活在贫困乡村，说着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中国媒体将她们刻画成一群脆弱的受害者，儒家思想的谨小慎微，掩盖了她们在战争中惨遭强奸的经历。我之所以注意此事是受一些活动人士的触动。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些民间人士一直在为她们奔走。曾经有段时间，慰安妇完全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见到了张先兔老人。这要感谢张双兵，他曾是山西省一所小学的教师，调查慰安妇已成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张在中国是常见姓氏，二人之间并无亲属关系）在张先兔家门口，张双兵大声打着招呼，老人亲热地握住他的手，给他看窗台上摆放整齐的药瓶，告诉他自己最近的用药情况。老人不住地念叨着最近去世的长子，以及与二儿媳的不和。她问：“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她转向我说：“我不想过下去了。”
张先兔家的院子里堆满了中国农村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锈的农具，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屋里的日光灯照亮了墙上贴的一幅年画，快乐的孩子们骑在一条吉祥的红鲤鱼上。一幅毛主席肖像下面挂着一些框起来的家庭照片。88岁的张先兔终日盘腿坐在炕上，她穿戴整洁，上身一件黑色的棉背心，下身一条黑棉裤，将一双小脚盘在瘦削的膝盖下面。
这对包在布鞋里的畸形小脚虽然连下床着地都困难，却曾带着张先兔一路走上东京法庭。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双兵以及一队日本和中国律师团护送下，盂县16名妇女(目前只有张先兔在世)赴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获得赔偿和道歉。她们的诉讼请求被以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为由驳回。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原慰安妇们就已发起一场政治运动，要求日本政府认罪和赔偿。日本内阁官房发表过一份道歉声明，还有日本民间人士也参与索赔活动，招募中国律师帮助他们追寻中国大陆年迈的受害者。这些日本的活动人士认为，将慰安妇的悲惨遭遇公之于众，有助于日本社会正视战争。然而这些诉讼无一成功。
北京律师康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会这么复杂。”这位个头不高的女律师负责收集海南慰安妇的证据。跟盂县一样，海南当地历史学家也找到了一批幸存的受害者。康健说：“尽管这件事有时候让人感到痛苦，但不去做会更痛苦。”
2011年，日本法院驳回了原亚洲慰安妇及被掳劳工的最后一批诉讼。中国与日本彼此敌意不断升级，两国维权人士的民间合作也压力倍增。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中国与韩国的激烈言辞以及暴力反日游行，引起了战争结束很久以后出生的日本人的反感。去年底，日本左倾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撤销了1982年以来关于慰安妇的所有报道，这些文章都是基于当年一份揭露真相的证词。
而与此同时，慰安妇群体正因年龄问题锐减。在首尔，韩国慰安妇们原来每周举行一次集会，她们的集会处现在立着一尊少女铜像，少女责难的目光凝视着马路对面日本大使馆的大门。人行道上刻下了一位驼背老妪的身影。
张双兵说：“回顾这30年(的活动)，我不能说是徒劳的，但确实没取得过巨大成功。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没取得任何结果，我没有达成这些老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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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一天，张双兵在前往村里小学的路上发现了自己毕生的使命。他上班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这些绿色的坡田分布在陡峭的石灰岩悬崖间，张双兵家也有这样的田地。家家户户的收成仅够勉强果腹。那一天张双兵看到一位老年妇女独自吃力地收粮食，而其他人家的庄稼早就收完了。
年轻的教师感到她很可怜，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后来他发现这位老年妇女受到村里人排斥，因为她当过慰安妇，不光彩，没人愿意娶她。
张双兵从村民的闲谈中追寻着慰安妇们的影踪，没多久，他就在盂县黄色的石子路上骑坏了三辆自行车。
日本皇军有从贫穷的日本家庭招募妓女的传统。1937年日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期间，进行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和大肆强奸，之后日本政府决定设立随军妓院以约束部队。由于日军在亚洲的大规模部署，妓女很快就供不应求。
大批朝鲜、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妇女经招募、诱骗或逼迫成为妓女，进入由日军经营或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院。大部分人没有活着走出来。韩国学者提出亚洲有20万名慰安妇，中国学者估计在被占领城市以及广阔的前线，还有20万名中国女性被掳掠。
盂县在日军、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游击队之间几度易手。这儿的“慰安所”都是临时设在村舍或军营中，不比上海的军妓院那么正规。
日本投降后，中国又爆发了内战，跟着是共产主义时期的土地重新分配和政治清洗。二战期间的战争记录遭到破坏。慰安妇们为了嫁人和保护家族名声，隐瞒了她们的过往。
张双兵说：“当这些妇女揭开她们的伤疤时，她们背负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以及封建思想的负担。她们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把自己的痛苦讲出来，因为她们信任我。所以什么都不能为她们做让我感到很难过。”
“这是历史的责任。这些受害者至今还没得到一个公平的说法，她们的家人没得到过一个说法。”
张双兵的高中学历让他在盂县农村显得与众不同。这个温和、耐心的男人获得了山西、河北两省约126名年迈妇女的信任，又看着她们一个一个年老寿终。遇到那些患病的、贫困的或是独身一人的受害妇女，他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去帮助她们。
张双兵的妻儿并不支持他，连他母亲也反对。老太太看上去虽瘦弱，样子依然优雅，头上戴一方山西农村妇女喜欢戴的白头巾。她与儿子一家住在塬上的窑洞里，墙壁刷得雪白，门外桃树成荫。张妈妈与儿子结交的那些受害妇女同龄，但与她们的命运截然不同，她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张双兵说：“她在战争中跟日本人打过仗，所以她觉着，‘这么做有什么用？’但后来当她看到这么多日本人支持我，她也接受了。”
张双兵的壁橱里塞满了信封，里面都是他拜访的那些“老太太”们的照片。在这些已经褪色的照片里，有一张黑白肖像，相片中的女性曾因被指“里通”日本而常年遭受迫害，最终在文革时自杀。其他妇女有的在村子里遭人唾骂，有的在共产党上台后被流放到劳改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幸存者们不愿说出她们的遭遇。
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一位满头白发、身形富态的女性。张双兵回忆道，当这位妇女向他倾诉后，感到了内心有了一丝平静。但当张双兵开始写关于盂县慰安妇的书时，她的儿子因难堪而禁止她参与。
张先兔是个例外。当张双兵动员她去日本打官司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支持她。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站在公众面前时，她滔滔不绝地倾诉起自己所受的委屈：村里的女人都避着她，几十年的艰难困苦，食不果腹，还有现在的孤独。
张先兔的父亲付了赎金后，日本人才放了她。她父亲为付赎金卖掉了所有的羊，从此家中一贫如洗。张先兔说：“我气得不行。”两年后她才在继母的照顾下恢复健康。食物是一直匮乏的。共产党获胜后，家里的土地被充公了。“我既没吃，又没穿。我父母也挨着饿，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叫什么日子？我满心悔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年轻的时候，觉着我多活一天，我的罪孽就更大一些。”张先兔说，她自由的代价是这个家庭的败落：“我要让日本人偿还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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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索赔活动人士表示，他们的行动已进入不确定的“第三阶段”。首先要努力找到年迈的受害者，然后在日本发起长达数年的诉讼。现在他们正通过中国法院为被掳劳工寻求赔偿，寄望于最近的紧张局势能令中国政府愿意对日本公开索赔。但中国法院不会受理慰安妇案件，因为被告是日本政府。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日关系专家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表示：“这个历史问题始终受到与日本的更广泛双边关系的束缚。”
一些经验丰富的活动人士怀疑中国永远不会让这些诉讼案件得到审理。关于个人寻求获得历史赔偿这类案件，当局有太多理由去谨慎应对。共产主义政治运动期间，数千万中国人或死于饥饿，或死于迫害，或在劳改营里度过漫长岁月。还有数百万人失去了土地和财产。
激进的反日人士童增表示，北京方面对反日活动的态度是“不支持、不阻止”。现年58岁的童增是一家小型投资基金的负责人，他在中国是个异数，尽管一辈子致力于煽动性活动，包括坐船登陆争议性岛屿，却没有惹上严重的麻烦。童增所受到的宽容，与那些奋力争取中国公民宪法权利的知识分子被判处的长期徒刑相比，差别何等悬殊。反日活动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有着复杂的派系暗流，给童增这样的煽动者留下了空间：“如果他们打压我们太厉害，他们就成了民族叛徒。”
北京方面也小心地不去鼓励民族主义者。中国愤青们组织的反日集会可以迅速演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过激言论会被受国家控制的媒体仔细地和谐掉。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有人担心上一代激进分子可能会与这一代愤青形成联系。”白洁曦著有《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抗议》(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外交方面也存在顾虑。1972年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以换取日本援助和投资。
童增争辩说，毛主席从来没放弃过中国公民个人要求赔偿的权利。但他随后又笑道：“多半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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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不阻止”的态度在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号得到明显体现。这栋破旧的三层楼房里挤着七十户人家，窗外晾满了衣服，狭窄的楼门开在一条漆黑的过道上。偶有日本旅游团来此参观。
据上海历史学家苏智良介绍，八十年前，日本在亚洲占领区设立的第一座军妓院就坐落在这栋大楼里。苏智良希望能将这里变成一座博物馆。上海政府虽保护这座建筑免于拆迁，但不会为里面的住户支付搬迁的安家费。
二十年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苏智良就像山西的张双兵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他四处寻找可能会记得慰安所情况的老上海人。他与妻子陈丽菲一同对原慰安妇们展开了漫长而痛苦的采访。
苏智良说：“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耻辱。二战中的中国历史就像碗酱油一样黑暗。”
这对夫妇在上海师范大学(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共同创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omfort Women)。该中心的工作包括收集证据，为年迈的慰安妇筹集捐款，如今还多了项工作——负担她们葬礼的费用。
慰安妇陆续离世是否意味着索赔活动的终结？一些活动人士认为，慰安妇后代也应有权获得赔偿。但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幻想着另一种“第三阶段”，有朝一日，人类或许会超越现有的民族荣誉感，然后作出他们的道歉。
在中国，人们应该纪念谁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中小学生的课本上千篇一律的书写着革命胜利。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赋予历史人性色彩，看不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慰安妇是一个例外。在寻求讨回公道的过程中，活动人士收集到的慰安妇证据，保留了普通百姓在残酷战争时期的生存记录。他们为后世中国人创造了一份记录，其意义远大于经过美化的革命英雄事迹。
有一天，这份记录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到那时张双兵的同情以及张先兔的愤怒将会得到一个结果：历史教训终将不会被遗忘。(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