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政府挟权力与资本的威风，发起并在浙江乌镇永久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会上提出所谓“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今年在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又把网络与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增加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的规定。以此确立管控网络的法律依据，对外可以辩解，对内可以威慑互联网公司和用户。
在此背景下，近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10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网信办“约谈十条”的出台，表面中国官方开始新一轮的互联网管制。
实际上，自从有了互联网，伴随着它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就不断升级。除了技术上臭名昭著的互联网长城外，还不断出台法律、政策和规定，从网页、博客到微博、微信，一路审查监控过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增大，此前已推出“昵称十条”、“微信十条”，加上这次的“约谈十条”，从各个角度加强控制。
互联网的影响越大，越会加剧“三个自信”的中共的政治恐惧，未来还会出台更多的限制规定。尽管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35条所对抗，该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限制互联网自由，更是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相冲突。该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可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哪会顾忌宪法和脸面呢？
此次“约谈十条”和以往的限制有所不同，它是针对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商，而不是针对网络用户和网民。此前针对网民有常态的删帖、销号、抓人，公安在搞“净网运动”，最高法、最高检出台谣言500转发就要治罪的司法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阵风式的运动并没有吓倒亿万网民，他们想方设法突破审查和技术的限制，争取信息自由，寻找政治真相，保持信息时代的同步发展。
比如，为了躲避内容审查，网民会使用拼音、同音字代替所谓的“敏感词”。有些甚至会直接用民主、自由等象征词作为网络昵称，结交同道。如果昵称审查通不过，除了设法变化，他们还会用特殊含义的图片作为头像。这些年来每遇上如天安门政治纪念日，或其他公共事件，微博上都会有一大批相同的头像，以示关注和声援。
对于审查和销号越来越严的微信公号，如变换字眼仍不能发送，就采取回复关键词后台调取的方法；或把文章转换成图片发送；或在其他地方发布，通过微信公号后面的“阅读原文”，提供点击链接。公共号受限制、互动性差，还有大量的微信群可以讨论公共话题。也可以把微信私人号的朋友圈作为公共表达平台，发布信息，留言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回到对网络服务公司的打压，重新加强对源头的控制。实际上像“双规”一样，“约谈”这种于法无据、中国特色的东西，早就存在。之前国家网信办就通报过对新浪、网易公司违规的约谈。现在出台规定，就是想把约谈这种形式常态化、制度化，从警告、罚款、年检审查、吊销牌照等方面打压控制。
约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模糊、任人解释的管控办法。尽管约谈十条的第四条，规定了9种约谈情形，但第九种“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约谈的情形”最为模糊，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把所有当局不满的言行都可以装到里面，进行处罚。
约谈还为权力寻租，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网信办官员提供了刁难、说情、以权谋私的制度保障。什么样的情况和公司可以约谈，可以不谈，约谈时的关系、态度，是警告还是罚款，罚款的多少，年检时的打点，平时的关系维护，都有巨大的腐败空间。
朋友创办了一个微信公号，只发布外国的社会文化、旅游留学的文章，从不谈论中国的政治和问题，有时会用暗示和比较的视角由读者去体会，倒也赢得了几十万订户，倾注的大量心血开始有了广告回报。但是今年“两会”期间，只因发布了一篇美国如何开议会的文章，遇上敏感期的严管就被销号。申诉到腾讯公司，告知是网信办直接下令销号。请托到国家网信办某位人员，酒足饭饱后说只要北京市网信办报上来，就可以解封。再找北京市网信办的人员，既不拒绝，也不上报，只说这事他还需要找其他人，有些人不好说话，需要做些工作。明白人都能听出这是暗示索贿。
在中国不管是为官方说话的“五毛”，还是商业上的水军，发帖要花钱，公关删帖同样也要花钱。直接管理网络公司的各级国信办一些人员，政商结合，权力寻租，受管受气又要运营的网站，只能就范。
中共一直希望网络在商业和生活娱乐上使用，除了歌功颂德的“正能量”，不愿意网络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害怕由于社交媒体的助推，出现类似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的权力更替。因此不断加强限制和监控上网，防范像天安门那样的上街。
为了维护一党的统治之利，在全球信息共享时代，对互联网的野蛮隔绝，对内容的严格审查，对网络公司的不断打压，对网民的监控抓捕，肆意的删帖销号，正在招致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活跃，想获得新鲜平衡的信息；还有些人对政治并没有那么热衷，上网只是为了相互联系、自我表达、娱乐、网购、信息消费等，但是也一样受到各种网络审查、管制和防火墙的阻隔。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史教训和别国的事件表明，封锁网络、限制传播最终会比不限制还要糟糕。埃及开始的时候，只是少数人上街抗议专制腐败，多数人则上网牢骚抱怨，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穆巴拉克政权害怕这种情绪越演越烈、危及统治，于是关掉社交网络。因为不能上网表达诉求、娱乐网购，激起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包括许多宅男淘女。上街的人越来越多，政局由此变换。
不让上网，只有上街，人总要表达交流。这是封锁网络的教训，也是限制传播的代价。时代的进步和各国的教训一再表明，统治者愚民的最终结果是，让自己愚蠢地成为历史的笑话。(来源：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