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家正在皖南游荡。那日入住绩溪，打算第二天去上庄看胡适故居。一位朋友的朋友在宾馆探望，听说我们的打算，大摇其头：“你们这时间不巧哇。我们这里，清明比过年还大！过年不回家，爸妈可能不说啥，清明不回家，腿都要打断！”他说，以前清明不放假，单位也剩不下几个人。现在有假，更是人人都回老家。
据他说来，我们清明之行将会困难重重，一是下乡扫墓的车辆众多，会把路堵惨；二是根本没有饭店开门做生意，找不到饭吃。
我们吃他一吓，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将小孩唤醒，急急上路，心里预计着要在路上堵两三个小时。结果……还好，可能是因为走得早，路上没有预期的堵，但真的是处处鞭炮，乡乡聚会，道路两旁的坟墓大都被供品与纸灰、丧幡遮满，为此还差点错过了曹诚英的墓。
来到上庄，胡适纪念馆就根本不开(纪念馆旁边的公厕也锁着，这个比较要命)，胡适故居倒是照常开放。问守门大姐：您不过清明吗？答：我们轮流值班，这里来的人多。
游完上庄，吃饭的地儿是真难找。一路开了百把公里，才算在某县城找到一家开门的饭馆。
这次的皖南清明之旅，让我深深体会到，虽然清明节是全国皆放假，但在不同的地域，节日的意义大不相同。像皖南，大多数人还恪守传统的程式，回家、扫墓；而在北上广这种大城市里，清明大抵只是一个“假期”。
不过我没觉得这种差异有什么不好。老友施爱东，是专研民俗学的研究员。我关于清明节的一点儿知识全是打他那儿来的。在他年复一年的熏陶下，我完全了解清明本身就是一个“多功能复合型节日”。
简单来说，清明至少涵盖了三个节日：用来扫墓的寒食节，用来谈恋爱的上巳节(三月三)，用来踏春的清明节。宋元之后，三节渐次合一。清明节遂变成兼顾“扫墓游春谈恋爱”的综合性节日。
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帅不帅不知道但肯定很穷的许仙许小哥，就是在清明节去保俶塔追荐祖宗归来，于蒙蒙细雨的断桥上邂逅一对美女主仆。美女言道：“奴家白姓，小名素贞，为因清明节近，今日带了丫鬟，往坟上祭扫了方回。”话本小说写到此处，赞曰：“几宿春山逐许郎，清明时节好烟光；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香艳缠绵得紧，“追荐祖宗”、“祭扫”什么的，都只是陪衬。
施爱东说起这些，每每感慨今人说起清明节，只记得伪托杜牧所作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付凄清景象。其实早在唐代，人们就是扫墓与郊游、饮宴并行的。所谓“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清明扫墓，从礼宜悲，从天宜喜，而且以喜为主，唐人羊士谔《寒食宴城北山池》“别馆青山郭，游人折柳行。落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就讲清楚了这种“三节合一”的情形。
所以在唐宋时期，清明与寒食、上巳并行，节日活动除了扫墓，还有各种游艺活动，诸如沐浴、踏青、蹴鞠、拔河、斗鸡、画蛋、荡秋千、放风筝等等，这段时日，几乎就是古代中国的嘉年华会，或者叫黄金周，与日本人的春日赏樱有些仿佛，正所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
民间是这样的欢乐，讲求传统啊、秩序啊的人会看不顺眼。扫墓是很悲的事啊，你们整这么高兴，不利于“慎终追远”，建设国朝精神文明啊。因之唐高宗曾在公元662年颁布诏书，对寒食上坟予以禁止：“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唐高宗的意思，古代并没有“墓祭”这回事(《汉官仪》等书都说“古不墓祭”，王充《论衡》则称“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祭奠祖宗应该在宗庙里举行，现在你们不但春天去上坟，还一个个笑逐颜开的，这怎么行！“并宜禁断”，连寒食上坟都不允许，在家里拜祭吧。
可是春日扫墓兼游春这事儿，它符合人性啊，大好春光，关在家里干啥？尤其礼教日严，大姑娘小媳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年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去亲近大自然，谁还管你官府禁令？官府禁了七十年，估计也撑不下去了，唐玄宗只好重订礼制，称“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既然如此，“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但是强调祭奠完要“泣辞”，“不得作乐”。可以扫墓了，但得悲戚，得哭，不能搞娱乐活动。
这就是政府要用礼俗制度强行干涉个人情感生活的范例。效果呢，不太好。在张择端的旷世名作《清明上河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清明节的景象（关于图名中“清明”一词何指，学界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是指节令，至少从图中树木枝叶等自然景色看来，符合宋时开封春天特征）。《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各色人物550多人，牛、马、骡、驴等牲畜50余匹，车轿20多乘，大小船只20余艘，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总体的样貌是“不仅不见丝毫哀伤之情，反倒洋溢着一幅欢乐祥和的气氛”。
文字记载就更清楚了。宋代最出名的两本笔记，《东京梦华录》列举汴梁清明景象：“清明节，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梦粱录》则描绘临安的清明节：“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
自近代以降，清明作为节日，已远不如唐宋繁华，清末《燕京岁时记》云：“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但是“游春兼扫墓”这一点还是保留了下来。丰子恺说他从小“把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因为可以“借墓游春”。从“市井尘嚣的低小狭窄的百年老屋”，来到乡村田野，感觉异样的新鲜。(《清明》)周作人在《百草园》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们”，“坐了山轿，到山林田野兜一个圈子，况且又正是三月初暖的天气，怎能不兴会飙举的呢？”周氏家乡绍兴有儿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说的就是这付景象。
政府又一次重视起清明节来，是在1935年。为了应对“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凝聚民心士气，1935年清明节，国民政府率各界民众5,000余人公祭黄陵，呼吁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并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1936年，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国共两党共祭黄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据爱东说，就是在那时，“清明时节雨纷纷”被择了出来，成了清明节日的代言之作。这是清明节在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发挥政治功用。
时至今日，清明节的有些功能已经丧失，比如“扫墓”的扫。近年来有“代人扫墓”的商务兴起，其实大可以不必。古时坟茔，须年年维护，修整土圹，拔除杂草，清除虫蚁，以尽孝思。所以主人不能亲临，也可以派人或由守坟田户代为办理。现今墓地，大部分钢筋水泥，统一管理，亲友来祭扫，重点是“祭”而不是“扫”。祭祀可以庙祭，可以家祭，也可以遥祭，而且不必限于清明，只要能抒发心意，不拘时地，都能表达。冯友兰曾说“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行祭的人，能怀前贤，表哀思，求心安，就可以了，得其意，不妨略其形。
而大好春光亘古不变，不管是“借墓游春”，还是专程踏青，都应当是清明假期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怎么过，才不辜负这煦暖春日，不妨让人自由选择。所谓“传统”，本来就是变动不居随时移易的，传统节日的产生，本来就出自人性的根本需求，如果需求有所变化，节日的过法随之而变，是自然而然的事。重要的，是“勿失本心”。1905年，大多数维新之士都认为中国的春节是“陋俗”，各种不文明，中国要立宪图强，必须尽废春节(后来果然两朝政府均行此“壮举”)，唯有上海《时报》有一段持平之论：
“我人勤苦一年，此数日之快乐不可少也。我人疏阔一年，此数日之交际不可少也。我人静默一年，此数日之活动不可少也。唯当以有益之快乐，有味之交际，有思想之活动易之而已。”
“有益之快乐，有味之交际，有思想之活动”，各位自己设计去吧。清明节快乐。(来源：腾讯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