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曾被中国囚禁逾20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探员约翰•T•唐尼(John T. Downey)在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的一家临终安养院逝世，享年84岁。1952年，他乘坐的飞机在中国东北部被击落，使他就此成为服刑时间最长的美国战俘。
他的家人对外宣布了他的死亡消息。
1973年获释后，唐尼先是以46岁高龄从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毕业，后来为康涅狄格州政府工作，包括在该州公共事业管理部担任了一届负责人。此后他竞选过联邦参议院的席位，最终成为少年法庭的法官。
他生前多次表示，不希望只给人留下“战俘”的印象。然而，他的经历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中情局授予了他最高奖章，并罕见地予以公布。
唐尼于1952年11月被抓获。当时正在打朝鲜战争，他在中国东北部执行一项营救任务，目标是一名为美国间谍工作的情报员。
唐尼与中情局的另一名准军事行动人员理查德•G•费克托(Richard F. Fecteau)登上一架C47运输机，准备实施营救，不料却被中方炮弹击落。根据2007年成文的中情局历史记录，这名情报员出卖了其美国同事，向中方交代了营救计划。运输机的正副驾驶身亡，费克托和唐尼被擒。
首次审讯的时候，对方显然已从情报员那里掌握了情况。一名安全官员直指唐尼。“你是杰克(约翰的昵称——译注)，”中情局的记录显示他用英语说道。“你的未来很黑暗。”
审讯接踵而来，但中情局表示，两人尽可能地将透露的情报限制在最小范围。
当时，美国正在中国境内展开秘密行动，企图组织起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新政权的抵抗，并挑起当地的反叛运动。美国希望，反抗活动能牵制中国，使之从朝鲜半岛撤出部队。中国那时正在协助半岛北部的共产主义势力与联合国盟军支持的南部势力抗衡，而美国军队贡献了盟军的大部分力量。
唐尼和费克托戴上了脚镣。中国以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遭遇。1953年12月，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他们的家人写信，表示他们“想必已经身亡”。
不过，到了1954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两人还活着，正在服刑，罪名是被认定为中情局间谍。费克托被判处了20年徒刑，唐尼则是无期徒刑。
他们一直待在狱中，直到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回暖。这种缓和最终通向了理查德•M•尼克松1972年的突破性访华之旅。费克托在服刑19年零14天后于1971年底获释。
唐尼的母亲五次前往中国替儿子求情之后，不幸严重中风。于是尼克松亲自介入了确保他获释一事。美国首次承认唐尼与中情局有关，不久后，他于1973年3月13日恢复自由，此时距他乘坐的飞机坠落有20年3个月零14天。他获释时，中方表示他已“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由于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被抓，唐尼和费克托一直被称为“战俘”，尽管二人并未在军队服役。越南战争期间遭拘禁近九年的弗洛伊德•汤普森上校(Floyd Thompson)，才是服刑时间最长的被俘美国军人。
去年，中情局局长约翰•O•布伦南(John O. Brennan)向唐尼和费克托颁发了“卓越情报工作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Intelligence Cross)。这是中情局的最高勇士荣誉。
“迪克(理查德的昵称-译注)和杰克在朝鲜战争期间飞往朝鲜和中国上空的行动距今已有61年了，他们的磨难仍然是我局历史上的一个有关勇气、决心和忍耐力的最令人叹服的故事，”布伦南说。2010年，中情局授权制作了一部关于两人经历的纪录片，作为内部培训的资料。后来，这部名为《极度忠诚》(Extraordinary Fidelity)的片子公开发行，可以在网上观看。
唐尼生前长年在纽黑文居住，身后留下了成婚40载的妻子奥德丽-李(Audrey Lee)、儿子杰克，以及他的兄弟威廉(William)。
他1930年4月19日生于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全名约翰-托马斯-唐尼。他毕业于乔特中学(Choate School)，并被同学评为“最受欢迎、最多才多艺、最可能成功”的学生。他去了耶鲁上大学，希望追随父亲约翰•E•唐尼(John E. Downey)的步伐成为一名律师。他未成年的时候，身为遗嘱检验法官的父亲死于车祸。不过，大四那年的春天，中情局的招聘人员找到了他。他接受了工作邀请，加入了中情局。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前往朝鲜半岛协助训练在中国境内的一群中国特工。就是在那里，他奉命参与营救那名情报员的任务。此人发出了把自己弄出中国的请求。多年来，一直有传言称唐尼和费克托之所以跳上飞机是为了“找点乐子”，而中情局的历史记录对此予以了驳斥。总之，那架C47从朝鲜半岛升空了。
原定的计划是让情报员拴在由两根高杆撑开的缆索吊着的保护带上，然后飞机低空慢飞，从而放下吊绳并钩住缆索，再让唐尼和费克托用滑轮把此人拉上来。飞机快速迫近目的地，却中了防空炮火。
唐尼生前表示，遭囚禁期间，他有很多时间是单独度过的——有一次长达六年。他学习了俄文和法文，得到过监狱给的英文图书和杂志。他没有学习中文，他说，因为觉得那样等于承认自己出不去了。他还表示没有遭到拷打。随着囚禁的延续，他在孤寂中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
“必须逼自己接受一些冷冰冰的事实，学会控制期望值，”他1978年告诉《人物》杂志(People)。“你要面对事实：这就是你身处的地方，而且或许余生都得在这里度过。你会发现，离了你，世界依然很好。”(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