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格兰维尔本该非常欣喜若狂。他与合伙人一起在洛杉矶洛斯费利兹一带开的咖啡馆Go Get Em Tiger开业的第三天，70个露天座位全都被预定了。但他没有。“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格兰维尔说。他大步走了进去，拔掉了提供免费Wi-Fi的设备电源，把它扔进了自己办公室的垃圾桶里。他想要的是一个人们能在里面相互交谈的庭院，而不是给远程工作者们的一间无声的办公室。虽然任何一个有手机热点的人都不用他帮忙就能连接上网，他还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最近，在将近一年半以后的一个工作日早晨，院子里依然坐满了人，但这一次，他们在相互交谈。只有一个人在用电脑。
远程工作者们已经占领咖啡店多年，但小本经营的商家表示他们的级别在提高。根据盖洛普(Gallup)的一个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43%的员工有部分时间在远程工作；FlexJobs和全球职场分析公司(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去年的一则报道称，自2005年以来，至少过半的时间都在远程工作的人数已经有了115%的增长。加上自雇人士，群体就更大了。尽管有些人还是喜欢居家睡衣的办公模式，但一支大部队已经向街角的咖啡馆袭来。
星巴克(Starbucks)可能没有痛感，它有着数十亿美元收入和大批买了就走的顾客，但对于小商家来说，这笔账是很头疼的。“买杯5美元的咖啡坐3个小时，这个模式是行不通的，”小咖啡店Triniti的合伙人戴维·威恩(David Wynn)说，他的店两个月前开在回声公园一带的日落大道上开张，在格兰维尔的店东边。
经营者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强硬一点，敦促工作者们离开，或是接受他们，指望着愧疚感和忠诚度的结合能让他们想花更多的钱或更早离开。很难说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没有什么社会秩序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格兰维尔说，仿佛他是在设想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他选择了对Wi-Fi不加容忍的立场，因为单一的基本原则看似比一连串的限制规矩更令人舒服。
里奇·涅托(Rich Nieto)以为，在自己的纽约皇后区长岛市Sweetleaf咖啡馆内，把25个座席的一部分专门划给工作人士，就已足够强硬。但一天下午，当8个电脑专座都被占满了的时候，一位顾客直接回到了另一个房间，撕下了墙纸，露出一个有意盖住的电源插座，然后接上了插头。“你赢不了的，”涅托说，他已经尝到了这么做的苦头。“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电脑时，我就说，‘对不起，不能用电脑’。紧接着我就在Yelp被评了一星。”
即使是一心为远程工作者提供方便的公司也在想办法改进关系。Triniti咖啡馆的老板威恩提供免费WiFi，但他表示，每隔两个小时，顾客必须与店员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以获得新密码。他依赖于这种互动以及厨房的香味，将来喝咖啡的顾客转变为午餐顾客，当第一批来喝咖啡的顾客开始点午餐时，他深感欣慰。
洛杉矶威尼斯社区玫瑰咖啡馆(Rose Cafe)的厨师兼合伙人杰森·内罗尼(Jason Neroni)表示，他很高兴为附近的谷歌、BuzzFeed和Snapchat等公司的员工以及自雇人士提供了一个他所说的“员工餐厅”。这一带有硅滩(Silicon Beach)之称。他将他们视为未来的新常客。他的咖啡馆有300个座位，因此可以拿出85到90个咖啡厅和露台座位供来这里办公的顾客使用，同时依然在主餐厅实行禁用笔记本电脑的政策。
他采用微妙的手段来影响办公顾客的行为。顾客必须提供邮箱地址才能免费登录使用两个小时的Wi-Fi，邮箱地址将被纳入玫瑰咖啡馆的邮件列表。虽然到时断开后，顾客可以立即重新登录，但这个操作提醒他们，也许该再点些什么了。服务员会来回走动询问那些使用电子设备的顾客是否还需要点些什么。Wi-Fi服务在下午5点半停止，提醒顾客工作时间结束了，晚餐服务要开始了。
内罗尼说，有一天傍晚，他想“做个试验”，试着将Wi-Fi服务延长至晚上7点。“人们抬起头看了看，猜想是我们忘了关Wi-Fi。场面很无奈，一群人拿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走进餐厅继续工作。”他向失望的人群重申了餐厅禁用电脑的规定，从此继续5点半关Wi-Fi的做法。
和大多数咖啡馆一样，玫瑰不提供电源插座。电量越来越少表示该走了。一些远程办公人员明白这个意思，并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创办了有关在线视频的数字行业刊物VideoInk的乔斯林·约翰逊(Jocelyn Johnson)依赖包括玫瑰在内的远程办公场所。她制定了一套行为准则，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市民。她给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一周不在同一家咖啡馆或餐厅工作超过三个上午，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她总是点一份咖啡和糕点，经常还会再吃个午饭。然后，她会收拾东西，前往优先名单上的另一个地方。
这个计划唯一的受害者是她的社交生活。她原本希望自己的社交生活也包括玫瑰：一个周末她试着在那里吃了一顿早午餐，不料却发现感觉太像办公室了。“我没法好好享受，”她说。“总觉得自己应该在工作。”(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