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街是近年地名标准化被政府命名的，原来一直都叫”街后头”，是指县政府后面这一地片，属原来中心大队第二生产队，后改称为袁家庄村二组。现在的后街又把新街后面这一地片也给包括进来了。
我家祖上原居住在老县城，民国十五年，因土匪连杀两任县长，我父亲的曾祖父也被土匪所杀，就那年县城南迀袁家庄时，我祖父抛弃老县城的家业，扶老携幼，一路艰辛，到了袁家庄，花钱购下了当时袁家庄四大家族之一，金家在后街的一院旧院子，我家在后街一住就是九十多年。因祖父曾在县衙里任二科(财政科)科长，当年县衙只设民、财、建、教四科，我祖上住的后街，加之那时住户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老辈人都称后街为”陈家二科”。年前我参与县文联慰问老民间艺人吴大民，他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家住街后头姓陈。他说，”哦，我知道，陈家二科。”这样称后街我已好多年没听过了。
建国前，后街除了我家外，只有三四户人家，后来不断有新的人家迁入，还有大家庭又分成几个小家，发展到现在已有四十多户人家了，再加上新街背后的住户，就有七十多户人了。过去这一地片全是土墙瓦房和草房，从本世纪初开始，村民们陆陆续续拆掉老房，几乎全建成了砖混结构的楼房，紧挨着县政府围墙铺设了水泥地面，这才有点像街道了。去年将庙垭沟的路打通成三四米宽的公路，汽车可从水巷开到庙垭子去了。
后街几乎住的全是村民，过去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与机关单位不大相同，每天吃两顿饭，十点多吃响午饭，下午三四点钟吃下午饭，所吃蔬菜全都在自留地里自种自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红白喜事、修房乔迁、生日满月，都喜欢自备筵席，在家里待客，所送礼金的数额也要比县上的机关单位小一些。说一口腔调正宗的本地话，这与街上的居民说那种本地话里加汉中话不同，也与中小学生本地话发音，普通话吐字不一样，是一种纯正标准的乡音。我们时常用”离城一丈，是个乡棒。”来自嘲。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家斜对门就是县政府的后门，县政府的一些干部，给家属在后街农户租凭房子，一家四五口人都挤在那样一间小房里，星期天还要带着上中小学的子女上山去砍柴，用这些柴火做饭。上下班也是急急匆匆从那道后门进出。后门里面不远处是县政府的马厩，一姓王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养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马是县委书记的座骑，骡子是县长的座骑，那是专供县委书记和县长下乡用的，副职只能靠两腿走路。老王一早一晚要把它们从后门牵出来，拉到我家门旁小河沟去饮水，然后在我家门前的场地上让它们打几个滚，几乎天天如此。我们这些小孩对啥都感兴趣，他给马和骡子钉掌、遛弯、洗澡、喂食，都跟着去看，有时还让老王把我们这些小孩抱到马背上去坐一会儿。
小时候，我常跟着一群大哥哥们玩。那时，老街一群未成年人与后街的一群孩子，常相约黄昏时，到后街来打”坷垃仗”，只能用土坷垃，严禁用石块。有时我们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有时又把我们打的跑回家躲藏起来，直到有一次，我们后街领头的，大我六七岁的功儒，在一次坷垃战中，由于准备不充分，打不过老街上的那群人，躲进了县革委会机关响应上面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后街挖得一处几十米的地道内，还遭到了他们暴风雨般的黄泥坷垃袭击，造成眼部受伤。从那次事件后，在各位家长强有力的一致反对下，再没有玩那种危险游戏了。后来听一位长辈说，他们在当孩子时，也与老街上的同龄人玩这种游戏。
在没有乡村公路的年代里，王家湾、老庵子、桃园三个村的村民上街赶场，都要翻庙垭子，经过后街，到老街或新街，这必从我家门前走过。那些赶场的村民，一路一行，背着背篼，进城时背些土特产，在市场上卖了，换得一点零钱，买点曰用品背回家。街上一些居民，想买下便宜且质量好的东西，如鸡蛋、鸡、野菜、板栗、核桃、蜂蜜••••••就坐在我家门前等在那，见有人过，便问，”你背篼里背得是啥？”只要答案是他(她)想买的东西，就让人把背篼放下，看东西的质量，然后才讲价。赶完场回家时，有的熟人就坐在我家房檐下的凳子上歇脚，要杯开水喝。一来二去的，竟然认识了不少人。后来有了通村公路，上街赶场都骑摩托车或坐汽车，少有人再步行翻庙垭子上街赶场了。
我家住后街，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文/陈永明，2017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