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在刚当选为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首行造访的地点中，有一座历史博物馆。他在北京参观了一场展览，该展览先是回顾了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外国暴行，然后转向“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包括毛泽东逝世后的、造就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改革开放”。在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陪同下，习近平总书记承诺要带领国家走向更大辉煌。他说：“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此次博物馆之行表明了两个动态：历史位于今天中国政治的核心，而其领导人认为有一个历史叙事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中国战胜外国霸权，并再次强大起来的故事。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在《走出中国：中国人如何终结西方霸权时代》(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中阐明了这两个动态，这本书以优美的笔触书写了20世纪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史。但不同于中共所兜售的狭隘的、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故事，比克斯讲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吸引、排斥和相互依存等种种力量不断定义中国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多种方式的故事。
比克斯是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一名教授，曾著有《瓜分中国：1832-1914，外国列强在清朝》(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走出中国》用广角镜头捕捉到了中西方各种各样的互动。几乎没什么细节逃过他的眼睛，他详细记录了中国人民在一个强行–有时以武力–定义他们的世界中，如何以无数种方法力图去定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他让读者看到，20世纪中国与外国人的往来，远远不只是产生了今日北京频繁提起的屈辱时刻。一方面是外国专家、人道主义者和传道者纷纷奔赴中国，提供从难民救济到共产国际(Comintern)指引的一切事物，哪怕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另一方面是世界主义的、自信的中国人旅居海外，与全球接触。
《走出中国》颠覆了许多中国官方历史所喜爱的主题。比如，它描写了经常被嘲笑的国民政府的更好一面，同时也揭示了共产党政权的民族主义如何可追溯到其前任。比克斯写道：“他们的日历布满了官方‘屈辱日’……而这些为全年创造了民族主义节奏。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必须与民族主义共识一致，否则没人能负担得起后果。”现在的中国观察家们会感到这一点相当熟悉。
虽然中国战胜“西方霸权”的追求似乎属于“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范畴，但比克斯正确给予了文化交流极大关注，文化交流也是个重要舞台，且如今仍在继续。通过描述1935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他展示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如何通过文化来赢得外国同情，他们将此次展览会看作是对日战争的全球阵线。可以肯定的是，国民政府也会下命令；如果它觉得哪部外国电影从负面刻画中国，也会随意禁止，导致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Pictures)负责人承诺“未来我们制作的任何影片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从任何方式上对贵国人民及政府的感情造成负面影响”。这个较早的政府同时施展魅力及威慑，力图建立起中国的文化威望，就像习近平政权今日所为。
频频的文化力量展示，伴随着一个长期妄想：中国文化一直被敌对势力渗透。1939年，一个自称“血魂除奸团”(Blood and Soul Traitor Extermination Corps)的组织在上海夜总会引爆炸弹，企图阻止那些无忧无虑的狐步舞，并清除“被奴役者的腐气”。近30年后，在充满暴力和仇外情绪的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革命者们对那些被指留着西式发型的中国公民大打出手，还在街上剃掉他们的头发。对外国人和“西方人”的持续恐惧，不断推动着中国追求国家安全和文化纯洁性，即使是在对外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依然常见对“精神污染”的攻击。
本书将政治与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用细致的叙事对中国当局给出的故事作出了必要修正。书中记录的每一个政权都试图扭曲历史来服务其目的，今天的习近平也不例外，在宣传自己版本的历史同时，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管制所有不同解读。
近年来有个人类心理怪现象频繁上演，即如果我们足够多地复述同一个故事，我们就会开始相信它是真的，尤其是当我们听不到其他叙事时。比克斯这本书在抨击共产党民族主义叙事的同时，还有丰富的细节，它是一个提醒，让人们记住揭露混乱、矛盾的历史真相的重要性。(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