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NBA控卫斯蒂芬·马布里(Stephon Marbury)在中国篮球协会打造了他的二次职业生涯，他说，他喜欢在北京当外侨名人。“这里是远离故土的家，我喜欢它，”他最近在伴随一段视频发布的推文中写道，视频显示了他在中国吃火锅。
现年40岁的马布里是去年获准在中国永久居留的1576名外国人之一。据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所谓的“绿卡”审批管理工作是2004年开始的，去年获得绿卡的人数比前年的增长了163%。分析人士说，中国每年通常发几百张绿卡，最近的增长表明当局在如何寻求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和名人，虽然大多数获得绿卡者仍为华裔。但是，在中国的许多其他外国人说，对在中国居住的限制自从2013年以来更多了，那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法开始生效，而且，对于一个有约60万外国居民的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拿到绿卡的人数仍然非常少。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口约为3.24亿，据政府数据，2015年美国批准了超过100万张绿卡。
荷兰莱顿大学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教授彭轲(Frank Pieke)说，中国的移民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为了提高经济现代化，优先吸引外国人才，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反映了与外国人保持距离的根深蒂固的本能。彭轲说，这些政策与日本和韩国的很相像，是“以极强的民族国家感为基础的，这种国家将自身定义为一个特定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家园，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只让那些它真的非常需要的人进来。”
中国2013年生效的法律是1985年以来首次对国家移民政策进行的重大改革，并为中国主要城市推出的一系列新的居留规则奠定了基础。费戈曼(Fragomen)国际移民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合伙人Becky Xia说，上海2015年的一项规定放宽了在当地居住的外国公民获得绿卡的资格标准。虽然申请人仍必须拿出已在上海居住四年的证明，并且有高于60万人民币的年薪，她说，但新规定不再要求他们是高级管理人员。
夏女士说，去年向费戈曼寻求绿卡申请帮助的客户人数增长了50%。她说，大多数是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的欧洲人，他们在中国负责监督产品制造。她补充说，她预计中国发的绿卡数量将会增长，部分原因是，已经过了中国退休年龄(男性60岁，白领女性55岁)的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不再有资格获得工作签证，他们反而可以申请绿卡。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我倒是觉得，有更多的选择来得到你想要的人才，”她提到上海的新规定时说。她还说，绿卡与工作许可不同，绿卡不需要与就业合同挂钩，而且绿卡的10年有效期可以延长。
但是，专家们说，2013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移民和居留政策，对不受重视的工人、尤其是自2000年初期以来在南方城市广州居住的非洲贸易商和企业家来说，限制也越来越多了，这些人通常逾期居留。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对在广州的尼日利亚商人社区做过研究，他说，数十名非洲人(其中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和马里)在2013年8月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被逮捕之后，广州警方已经加大了打击逾期居留者的力度。
麦高登说，广州的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商人逾期居留的原因是，官方对他们在境内停留的时间有限制，通常是两周或一个月，这么短的停留往往让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从下订单到看到产品的过程。但是，他补充说，政府似乎不愿意放松这项规定，而且获得了合法居留许可的外国贸易商一般也只能停留一年，还不一定能延长，即使他们有中国配偶或孩子。“全部问题是：外国人能否成为中国人？”他说。“是的，我知道有一个绿卡系统等等。但具体实行起来似乎很值得怀疑。”
中国也有外国人入籍的程序。官方新闻媒体本月报道说，两位著名的中国出生的科学家放弃了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成为中国公民，一位是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 另一位是2000年获得计算机科学图灵奖的姚期智。他们都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成功的案例极为罕见。而且，新近的一个工作许可制度对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制定了限制。
据官方新闻媒体报道，该系统已于去年11月在九个省市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的外国人才，来建设以信息技术驱动的经济。这个系统将在今年4月在全国实施。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法律教授邹密密说，实际上，这个法律让最底层的工人获得工作许可证变得极为困难。人口学家预测，中国最终可能面临低技术工人的普遍短缺，而更自由的移民政策则可以在长远上帮助稳定中国的经济。但是，邹密密说，由于许多农民工仍在全国各地寻找工作，政府还没有考虑建立针对外国人的客籍工人计划，而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
邹密密说，中国可以最终通过提高生育率或提高退休年龄、或通过投资自动化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她补充说，一些这方面的投资已经开始，中国公司正在将一些低技能生产外包给亚洲的其他国家。“但有些工作显然不能外包，比如家政工作，”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