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贺拉斯·卡普隆(Horace Capron)首次穿越北海道(Hokkaido)。他在广袤的大平原、茂密的森林，以及巍巍黑色山脉之中寻找人类生活的痕迹。”死亡的寂静支配着这片令人惊叹的景色，”后来，卡普隆如此写道。”没有一片树叶被惊扰，没有一声鸟儿的啼鸣，也没有任何其他生物的气息。”卡普隆想，这里或许是一片永恒之境，保存着史前的风貌。
“这太令人惊叹，在这样一个富裕而美丽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国度，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存留着这样一片无人之境，人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不知道非洲有沙漠一样，”卡普隆继续想着。这里就是当时日本的蛮荒之地–日本版的”美国西部”。北海道，坐落于日本列岛最北端，与本州(Honshu)之间由一片骇浪频繁的大海相隔，是那样的遥远。但凡胆敢跨过这片海的人，就必须经受那里严酷的冬日、崎岖的火山地貌，以及凶猛的野生生物。因此，日本政府长期基本上将北海道让于依靠渔猎生活的原住民阿伊努人。
变化发生于19世纪中叶。因为担心沙俄入侵，日本政府决意收回北部岛屿，政府雇用了不少从前的武士，前去开拓北海道。跟随者不断，而后农田、港口、道路、铁路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岛。日本人请来诸如卡普隆这样的美国农学家，为北海道的开拓者们做指导，教他们开垦农田的最佳方法。仅仅70年内，北海道的人口从几千人发展为超过200万人。到2000年时，其人口已经增至600万人。
今天生活在北海道的人们，大多不再需要征服任何蛮荒环境了。不过，心理学家们发现，比起54公里以外在本州生活的日本人，一种开拓者的精神，似乎仍然闪现在北海道人思考、感受和推理的方式中。北海道人更自我，对成功更感自豪，更雄心勃勃地渴望个人成长，也更疏离于周遭他人。实际上，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比较，北海道人的一套认知方式更像美国人，而非其他日本同胞。
而北海道的故事只是一系列探索社会环境如何塑造思维的案例研究当中的一个。从东西方思维的显著差异，到美国各州人之间的思维之差，有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历史、地理和文化能够以非常微妙却令人惊讶的方式–甚至包括通过我们的视觉感官–改变人类的思维。我们的思考方式甚至会被我们祖先在农耕中种植的作物品种影响，有时候一条河流竟然是两岸人两种不同认知方式的分界线。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对环境因素的影响力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维模式。
“Weird”思维
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开始重视全球范围内思维方式的多样性。2010年，一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期刊《行为与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发布了一篇文章，该文章认为，大多数心理学家的实验对象都是”来自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积极进取、有钱、有民主思想的人”，或者也可将其简称为”Weird”(该词来自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和democratic几个词的首字母)。大约70%的实验对象是美国人，大多数都是为了赚点零花钱或换几个学分才同意牺牲个人时间来参与实验的大学生。
科学家们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他们选择的实验对象能够代表全世界所有人的广泛特征–科学家们认为，所有人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西方科学家实验样本的不平衡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然而，少数以其他文化下长大的人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却展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研究证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分布于研究图谱最远的一边。” 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说道，亨利奇就是其中一项研究的作者之一。
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不论你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主的，或认为自己与周遭他人密切相连，认为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总体而言–当然也有许多例外–西方人中个人主义者更多，而来自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亚洲人中，集体主义者更多。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差异非常明显。当被问及有关态度和行为的问题时，生活在更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功至于集体成就之上，这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寻求更多个人尊重，追求更多个人快乐。但是，这种对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现为过于自信的特质。许多实验都证明，被划分为Weird类的实验参与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当被问及其自身的能力时，94%的美国教授声称他们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以东亚人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研究显示，这种自我膨胀的表现几乎不存在于东亚人中；实际上，不少案例显示，参与者反而更倾向于低估自己的能力，而非抬高自我价值。生活在自我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中的人们则重视个人选择和自由。关键在于，”社会环境导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思考推理的基础层面。生活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当中的人们，遇到问题时，倾向于思考得更”全面”，着眼于问题所处情境的大背景及其中的相互关系，而生活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的人们，则会着重分析各个不同影响因素，认为所处情境固定不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你看到一幅图画，里面高个子的人在恐吓矮个子的人。在没有给出其他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图画中描述的这一行为反映出了个儿高者某些固定不变的本质：他可能是个龌龊之人。”然而，如果你整体地思考，你就会猜测，或许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也许这个高个儿的人是老板，或者父亲，”亨利奇解释道。
这种思考方式的不同也会延伸至人们对无生命物体的归类。例如，如果要从一堆单词中，比如从”火车、公共汽车、铁轨”中选出两个相关词语，你会怎么做选择？该实验被命名为”三联实验”(Triad test)，许多西方人可能会选”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两者都是交通工具；而一个从整体思考的人会选择”火车”和”铁轨”，因为他更重视火车与铁轨二者在功能上的关联性–二者相互之间对对方功能的展现非常重要。
思维方式的差异甚至会影响你的观看方式。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的一项追踪视线轨迹的实验发现，来自东亚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关注一幅图画中的背景–研究上下文信息–而美国人会将更多时间花在研究图画的主体上。有趣的是，这样的差异在来自日本和加拿大两国儿童的画作中也有所体现，这也意味着，这种观看方式的差异从我们年幼时起就出现了。关注范围是聚焦还是广泛，也直接影响着我们日后对一幅画面的记忆。”如果人是由观看方式决定的，而人们的关注焦点又是如此不同，那么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亨利奇这样说道。
虽然一些人认为，社会导向对人的影响存在遗传因素，然而至今为止研究证明，这种影响是通过学习他人而得来的。埃塞克斯大学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阿历克斯·米索迪（Alex Mesoudi）最近对伦敦东部孟加拉裔人家庭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研究。米索迪发现，在一代人中，移民的后代们已经开始吸收更个人主义化的思维方式，丢掉整体性的认知模式。对媒体的利用是该变化发生的最大表现。”我们发现，在解释该变化的发生上，媒体比学校教育的影响力更大。”
然而，这种思考方式上的差异最初为何会出现？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思考方式的差异反应了每个地区随时间推移，其社会主导哲学的变化。尼斯贝特指出，西方哲学家强调自由和独立，而东方传统，比如道家，强调和谐，孔子强调”君主与臣民、家长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哥哥与弟弟，以及朋友与朋友之间的义务。”世界观察方式的迥异植根于各个文化的文学、教育和政治结构中。因此，这些思想被内化，并影响着非常基础的哲学思辨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各个国家间人们思考方式的微妙差异也暗示着，有其他令人惊诧的因素在发生着作用。
开拓未知的土地
来看看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最盛行的美国。历史学家们，例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长期认为，西部扩张和探索培育了一种更独立的精神，因为为了求生存，每一个开拓者都需要与荒野，甚至与他人斗争。与该理论一脉相承，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紧挨新开拓土地的地区，比如蒙大拿州，其居民的个人主义程度更高。不过，为了证实这个”自发开拓理论”(Vvoluntary settlement theory)，心理学家们还应该研究一个独立案例作为反例。
正因为这一原因，北海道更显有趣。正如大多数东亚国家，总的而言日本人的思维更凸显集体主义和整体性。然而，日本人的北部大迁徙正如美国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明治政府甚至派遣了诸如贺拉斯·卡普隆这样的美国农学家以助力北海道的开发。如果说这样的自发开拓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比起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民，身处北海道的开拓者们的的确确培养出了一种更具独立性的前瞻意识。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发现，比起其他岛屿上的日本人，北海道人倾向于赋予个人自由与成就以更高的价值–以及诸如自豪感这样的情绪，他们更少在乎其他人的意见。研究参与者们被要求进行一场社会思考推理测试，他们需要就某个服用了提升比赛表现药物的棒球运动员进行讨论。来自其他岛屿的日本人更喜欢研究这件事的背景–比如求胜心所带来的压力–北海道人更倾向于批评该棒球运动员的个人性格，或其道德缺陷。从个人身上找问题这一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下的思考模式，与普通美国人的反应极为相似。
病菌理论
另一个(反直觉)说法是，这种迥异的思维方式是对病菌的进化反应。2008年，科瑞·芬彻(Corey Fincher)–目前在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学数据，证明了某一地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是与该地的疾病流行度相关的：如果你更容易被感染，那么你也更倾向于是个集体主义者，你身上的个人主义特征更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更大程度的服从与尊重，这种特点会使得人们更小心翼翼去避免那些会传染疾病的行为。科学家很难证明，这种真实世界的显性关联不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某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财富更多，但是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确实为病菌理论提供了支持–当心理学家们向实验参与者灌输对疾病的恐惧后，他们的想法确实会变得更偏向集体主义，例如更顺从于集体行为。
然而，也许最有趣的理论来自于农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马斯·塔尔海姆(Thomas Talhelm)最近就中国的28个省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思维倾向反应了当地的农业情况。塔尔海姆说，是他在中国的个人经历启发了自己。在游历中国北方城市北京期间，他发现陌生人更友好–“如果有人看我在独自一人吃东西，他们会主动上前与我聊天。”–然而南部城市广州的居民就显得含蓄得多，且更慎于打扰他人。这种对他人的亲切热情是集体主义式思维的细微表现，因而塔尔海姆也开始思考，这两种表现方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差异似乎与财富和现代化程度无关，塔尔海姆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引起差异的原因–地区间主要农作物的差异，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麦。”这样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是以长江为界的，”塔尔海姆说道。
大米种植需要更多合作：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作业，同时需要遍布许多农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而小麦种植需要的劳动量是种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农民们不需要与邻居们合作，只需要专心于自己的作物生产。这样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有无关联？塔尔海姆与中国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共同研究，他们从种植大米和种植小麦的若干地区召集了超过1,000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诸如三联实验这样的方法去判断实验样本是否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模式。
科学家们还让实验参与者们画出展示自己与朋友及其他相识之人之间关系的图表：生长在个人主义环境中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画得比自己的朋友们更大，而来自集体主义环境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和朋友们画得一样大。”美国人通常将自己画得特别大，”塔尔海姆说道。果然，生活在小麦种植区的实验参与者们的个人主义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种植区的人们则展示出了更高的集体主义特质和整体思维倾向。这种差异在不同地区的交界地也体现得出。”在两种作物种植区交汇的几个县，一个人种大米，一个人种小麦，我们在他们身上依旧发现了这种文化差异。”
塔尔海姆继续验证着他的假设。印度也是一个小麦种植区和大米种植区分明的国家，在那里，塔尔海姆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几乎所有塔尔海姆的研究对象都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但他们生活环境的历史传统依旧在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惰性依旧存在。”
认知的千变万化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该结论只是体现在大量人群身上的普遍特点；我们还需要研究每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到底会落在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谱”的哪个范围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非黑即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人类学家德尔瓦·侯赛因(Delwar Hussain)说道。侯赛因与米索迪一起参与了就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孟加拉裔群体进行的研究。侯赛因指出，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历史联系源远流长，这意味着，一些人的身体里存在两种思维方式，而年龄和阶层等因素也会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距离亨利奇发表其有关”Weird”偏见的文章已经七年了，人们对该文章给予了积极反馈。亨利奇尤其感到开心的是，诸如塔尔海姆这样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筹备大型研究项目，以期理解思维方式的千变万化。”研究者们希望能找出一个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心理模式。”不过，虽然科学家们有这样美好的期许，得到进一步研究成果的过程非常缓慢。从全球范围内收集思维研究样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更多研究依旧依靠Weird实验参与者，这样的研究是缺乏样本多样性的。”我们知道哪里不对，问题在于什么是解决方法。”(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