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同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这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禁忌。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但特朗普在推特上满不在乎地为自己辩解。因为这通电话，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一
这不应该是特朗普作为外交生手的技术性失误，即使不是精心算计的结果，也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中国将是美国必须战胜的对手–如果他想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话。特朗普已经组建了一支美国有史以来在国防与安全领域“鹰派”色彩最浓的队伍，作为美国的总领导人，这样的团队可以让他在与各国的谈判中获得心理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利用了一部分美国人对奥巴马的价值观精英主义与外交软弱的不满。尤其是后者，让美国人的自信心受挫。特朗普高调表扬普京，就是想凸显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的软弱与无能。同时，特朗普并不打算对俄罗斯更加强硬。在竞选过程中，他提到次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他把中国视为美国经济麻烦的根源，并认为中国日益崛起的趋势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因此，他需要与俄罗斯缓和紧张的关系。
没错，美国新总统可能已经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对手。在战后的历史上，1980年代与1990年代，美国接连战胜了苏联和日本两个挑战者，中国有什么理由不会成为第三个？即使奥巴马政府，其外交政策重点也是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只是他编织了一张制衡中国的战略网络，虽然拒绝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也没有伤害它。
而特朗普可能并不喜欢在时间上对中国有利的战略对峙，而且中国也有巨大的空间周旋。特朗普或许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并得不偿失的，直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伸手”，就像用针扎一样，不断地刺激中国并令其备受折磨，可能是特朗普打压或拖垮中国的策略。他喜欢“胡萝卜加大棒”的强横作风。
二
老布什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说：“冷战结束了，冷战的赢家是日本”。在1990年代初，日本成为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潜在经济对手。为此，整个1990年代，美国持续打压日本经济，一直到美国经济再次繁荣，以及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全球化结束了，全球化的赢家是中国”，这一观点早已成为美国的共识。特朗普组建一个“鹰派”政府可能要重复1990年代的历史，战胜潜在的对手。
过去八年里，奥巴马对美国经济再平衡做出了持续努力，推出了“再工业化”规划与国家创新战略，鼓励制造业回流。但他也致力于维护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并在国际经济与货币稳定方面与二十国集团(G20)一起努力。
特朗普或许要尽快兑现自己对美国“锈带”支持者的承诺，而且他也不打算尊重美国创建的秩序与规则。因此，相对于缓慢的内生的“再平衡”，他可能更乐意强制性地塑造和实现“再平衡”。比如他现在向美国企业承诺大幅减税(这会引起世界各国的竞争性恐慌)，并威胁对外迁公司的产品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美国优先”意味着特朗普不需要为国际规则与公平竞争负责，他更可能不择手段地为美国带来经济增长与发展优势。
一个不计后果的总统，在破坏性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更远。即使克林顿时期，美国在对日本的打压上也不遗余力。在整个1990年代，“新经济”让美国恢复繁荣之前，美国对日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打压。一个是贸易方面，为了减少对日贸易逆差，克林顿政府威胁动用并实际动用以“超级301条款”为核心的“综合贸易法案”制裁日本，日本屡屡妥协并受到伤害。特朗普可能也会动用“301条款”、“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对中国在一般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制裁。当然，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有能力对美国商品进行反击；而且，中国持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发生经济上无法避免的斗争，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债而让美国遭受打击。
另一个方面，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金融，日本汇率、利率的变动和金融改革都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从特朗普开始竞选至今，他始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声称这伤害美国利益，导致美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因此，他试图施压人民币升值并让美元贬值，借此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但这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正在收紧资本管制来防止人民币贬值，即使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也没有作用，因为两国经贸不具有同质性的竞争关系，而当年美国施压日元升值有效是因为日本汽车、家电等与美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
我们还可以重温一下克林顿时代的做法。1993年，时任美国财长劳埃德·本特森表示，强势日元有利于美国经济。之后，美元在美国政府地主导下一路贬值，而西方各国则持续要求日元升值，1995年4月日元大幅飙升到79.75:1的历史高价，这对刚刚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日本造成了严重打击。
然而1995年突然出现一个巨大逆转，时任美国财长的罗伯特•鲁宾宣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随后美元大幅升值。这一决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美元回流，为美国填补赤字提供了巨量的资本，这个逆转促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并给美国资本收割危机国家的廉价资产创造了条件。在之前的里根时代，美国也曾通过强势美元政策导致苏联经济更加困难，并加剧了拉美债务危机。
不过，特朗普经济政策(如果他有的话)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想通过美元贬值刺激出口和企业投资，减少贸易逆差，又想获得廉价资金进行基建，而后者需要美元强势吸引全球资本涌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特朗普宣布其财政投资计划之后，美元出现了持续走强趋势，并在新兴市场国家引起资本外流的风险，各国货币大幅贬值。
未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强势美元”政策，可能导致中国资本持续外流，由此引起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和金融波动，可能让过度杠杆化的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在贸易方面很难短时间内有所作为的特朗普，或许会选择“强势美元”政策，通过刺激投资率，先向选民交差与炫耀，其减税政策也可能会吸引大量投资从中国向美国转移。
中国人并不在意的一个潜在威胁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至今，一直处于美元降息周期之中，从没有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的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环境不仅让中国放松警惕，还在加杠杆的路上狂奔。事实上，任何一次美元周期的逆转，都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危机。
美元目前的地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维持的，即东亚的贸易美元与中东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再通过消费输出美元，维持循环。特朗普可能彻底摧毁这一体系，因为，他要实现美国能源自给，并实现能源出口，这将导致中东石油美元大幅减少。其次，打压东亚贸易顺差，也会减少贸易美元的数量。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球可能因为缺少美元流动性而出现强势美元现象，强势美元又会帮助美国吸引更多流动性，当然这一做法或许也会毁坏现有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曾给日本经济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布雷顿森林Ⅱ体系如果消失，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动荡且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这让转型过程更加艰难并充满风险。
三
中国是否有能力应对美国的经济战？很难说，时间的原本天平在中国这一边，但在2008年，中国做了不该做的失控的刺激，而到了2014年，美联储开始逆转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原本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出清，降低杠杆，应对冲击。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央行却孤军深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更大的资产泡沫、过度金融化、更高的杠杆等等。2014年该收缩而未收缩，彻底使中国陷入巨大的金融风险之中，其结果是，在面临特朗普冲击之时，中国将变得脆弱。
中国是兼有苏联与日本特点的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但苏联与日本皆输于经济战。前者是包袱太重，经济能力无法支撑帝国的扩张与争霸，改革无力导致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后者则因缺乏政策自主性，也缺乏战略空间与博弈能力。目前，尽管单独拿日本与中国比较可能不太适合，但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在19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拥有国际品牌。日本商品在技术、质量、价格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欧美企业被纷纷打败，日本的生产效率也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现在，中国极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优势仅仅在于低成本的代工(中国制造)。中国2008年时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日本1950年的水平一样。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但是，近年来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从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来看，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到了2013年，中国反超过日本，现在又在赶超美国。由于劳动成本的提升，中国制造业已经并将继续遭受严重冲击。当然，中国人可能认为，生产效率低意味着可提升的空间大，但目前还看不出中国有能力提升生产效率的迹象，反而继续依赖价格战维持生存。而且，中国目前陷入某种愚蠢狂热，即希望运动式的全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不断依赖房地产的做法又持续提高制造业成本，从而导致市场不断转向金融、地产以及各类投机，制造业则在不断流失。
中国唯一比日本更强的优势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但不幸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持续制造资产泡沫与通胀，导致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而富人消费升级需求只能由进口商品与国际市场满足。所以，中国市场规模对中国本土企业而言是一个伪优势，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战风险，依赖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的做法则会进一步压制国民的消费能力。
日本当年处于资本开放时代，日本在美国压力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美国对日本汇率、利率的干涉，导致了日本资产泡沫以及其他破坏性的资本流动。中国目前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中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也受制于美元。日本当年在应对危机时没有任何准备，并由于国内政治、美国各种约束与压力等因素而身不由己，中国则拥有应对危机的准备，而且具有经济政策独立性。但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准备仅仅停留在心理与文件上，事实是，中国一面警惕系统性风险，一面却以实际行动不断制造问题并且积累更大的危机。
中国可能不会重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中国资本管制目前仍然有效，且外债规模相对于外汇储备并不大。但是，由于缺乏改革、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导致资本信心不足，在缺乏盈利空间且不安全感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面临长久的资本消耗战，而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冲击可能会使中国在消耗战中付出更大代价，即资本加速外流。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想方设法稳定经济增长与预期，从而透支更多的财政资源并投放更多的货币，导致中国经济日益僵尸化与泡沫化。
当然，特朗普如果发动贸易战，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能成为“人质”，而制造业的供应链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遭受冲击。特朗普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化时代的遗产：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市场。特朗普如果奉行强势美元政策，也会将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拖入泥潭。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中国如果能够挺过特朗普冲击这一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团结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组建应对特朗普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维护公正的国际规则与秩序，将有利于团结国际社会大多数与特朗普斗争。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不友好，“让美国再次伟大”与“美国优先”原则都潜在地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当年苏联与日本面临的挑战之和。中国持之以恒的保增长经济政策带来了资产泡沫化(日本化)和贫富差距拉大(拉美化)，如果特朗普在地缘政治上也向中国发起挑战(他几乎必然会这么做)，被迫增加军备的中国或要面临类似美苏竞争的风险。
目前，中国应该分清主次，以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主，以外交博弈为辅，并坚定“红线”原则，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让，同时，做好一定的军事抗争准备。特朗普看似来势汹汹，但也有外强中干的一面，他强行拼凑的改革恐怕难以成功，美国也难以再承受一场与大国的生死搏斗。特朗普更可能采用的策略是用骚扰手段“折磨”中国，但这也有可能造成并加剧美国的衰落。为了抗衡特朗普，中国应该不断地用言辞和行动向他强调和证明这层关系，迫使他采取理性、共赢的对华政策。(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