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老友，中国知名作家王小峰发表了一篇文章“台北散记”，引起不少回响。他当然不是第一个如此赞叹台湾的人。此前，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国大陆作家、媒体发表类似感叹，且赞美台湾背后隐含着是对中国大陆的批评。
在没来台湾前，王小峰问身边朋友台北什么样“他们说，一个小破地方，跟北京昌平差不多。但你们北京昌平有罗大佑、李寿全吗，有杨德昌、侯孝贤吗？连S.H.E.都没有。”真的来之后，他说：“台北是座不大的城市，在今天大陆人看来，可能不及一座二线城市，为什么他们创造的流行文化影响大陆好几代人，而大陆这边，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十年给地球上制造了那么多文化垃圾？”
此文更被引述的句子是“如果说台北城市细节是成熟少女的胸，那么大陆的城市细节就是硅胶。”我这个台湾人常不免感到这些文章对台湾有过多的美好想象，且两岸基础不尽相同，如他说，“1987年以前，台湾在戒严，1976年以前，大陆在阶级斗争，其实环境都差不多恶劣。”但中国的“文革”时期其实比戒严恶劣太多。
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小岛上可以培养出了影响好几代华人的电影、音乐和文学，几位导演更在世界电影史上留名？答案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座岛屿复杂的身世，多重殖民的历史经验既让其不幸也让其有了多重的滋养：日本的养份使得二零年代的台湾就有丰盛的文化思潮运动，49年之后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以及五零年代之后冷战结构下与美国的链接与滋养，都让岛屿在那个黑暗时代能汇集这几股汹涌的暗流，厚植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土壤。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台湾文化的黄金时代似乎是属于上一个世纪的过去，不少台湾文化产业界人士更是对现状感到焦虑，他们倾慕着中国大陆的各种创新与野蛮生长、庞大市场和满地黄金，而台湾彷佛陷入没有方向的困境，沦为一个搁浅的岛屿。
然而，如同中国大陆朋友看到台湾的美好是掺杂了许多想象和对自身的不满，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美好认识也是过度浪漫化。此刻的中国是一个野心时代，一个贪婪时代，也是一个极端浮躁的时代。电影产业产值不断升高，但真正的好电影却没有几部(因为都上不了院线)，音乐节越来越热闹，但歌手越来越没时间好好创作。更重要的是缺乏创作与思想的自由，让这个看似庞大华丽的文化产业其实有着太多空虚与贫困。
此刻的台湾和中国大陆确实是极端的对比。台湾当然没有如此巨大的市场，乱窜的资金，高速的发展。那台湾有什么？一来如前所述，解严前已经累积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更具体来说，七十年代的回归现实与乡土浪潮，才直接培养了王小峰充满情感的新电影和罗大佑。解严之后，其实是更多社会的力量被解放出来，更多创作者开始和新的社会力量结合，更多人去重新认识自己的土地或自己的故乡，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新的语言与创意，去诉说属于他们的故事。
文化产业的灵魂首先是要有文化的厚度，而文化又是植根于生活。生活中所蕴藏的能量，是台湾最大的宝藏，所以中国大陆访客在此刻的台湾看到人情的美好，感受到太平洋的风，认为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这是对他们冲击最大的，是我们应该要去不断挖掘的。因为好的文化创作就是要能与其所属的时代与地方不断对话。
三十年前台湾之所以有罗大佑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他对那个八十年代转变中台湾的反思，因而创造出了经典。台湾新电影也是。而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看到新一代的优秀创作者。例如台湾的“生祥乐队”，今年的作品“围庄”刚拿下台湾金音奖年度专辑，而这张作品的确是这个时代整个华语世界最杰出的作品，而生祥乐队就是完完全全在植根于这个土地的美丽与伤痛。
又如今年华语世界最好的电影之一是导演赵德胤的新片《再见瓦城》。这位在缅甸成长、在台湾受电影教育的导演，承袭了台湾新电影的精神，写实地诉说属于他家乡的故事，诚挚动人而充满力量。
个别创作者之外，再如台湾的简单生活节，他们在台湾成立于2006年，企图让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而是能捕捉台湾当代的青年文化。这几年移植去上海，获得广大回响，其关键在于他们不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音乐节，而是把他们过去在台湾累积的方法带去大陆，去反映台湾和中国大陆当代青年文化。
这是台湾最难能可贵的资产。过去三十年的民主化和各种公民力量的出现，累积了丰厚的民间文化与价值，也冲击了文化创作者的思维，让他们学习如何去诉说自己的故事，去展现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能从当代生活去挖掘出人们的困境与梦想，希望与焦虑，这些既是属于在地的，也是全球都面临的情境。从自己的土地出发的作品，当然未必要局限于台湾市场。
关键是，相对于此刻压抑但浮躁，富有和空虚的中国，台湾要把台湾的小、慢、沉静化为优势，找到自己的道路。(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