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是白求恩大夫工作过的主要城市，市中心就矗立着一座他的雕像。白求恩被加拿大人铭记，是因为他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全民免费医疗的超前理念，这一理念40年后在加拿大得以实现。而白求恩在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国救死扶伤，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精神在中国比在加拿大更受推崇。
白求恩出自加拿大的医生群体，而加拿大的医生群体中今天也有白求恩式的人物。近些年有不少加拿大医生到中国奉献仁心大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当代白求恩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已连续七年每年组织加拿大和中国大城市的医生到中国大西南的贵州省边远县城义诊、做手术，培训当地的医生。
五月下旬，参加2016年春季“当代白求恩行动”的6名加拿大医生和志愿者，结束了在中国14天的义诊和授课，回到蒙特利尔。记者慕名前往采访了这一活动的两位主要组织者。一位是麦吉尔大学附属维多利亚医院的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岑颖干(Dominique Shum-Tim)，另一位是蒙特利尔大学生理学退休教授孙公铎。他们高兴地告诉记者，“当代白求恩行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医生。例如今年去中国的还有岑颖干医生的长期“黄金搭档”－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研究所循环灌流师艾瑞克·拉里波特(Eric Laliberte)，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重症监护室主管梅拉尼·福尔坦(Mélanie Fortin)女士。两名志愿者中，一位是孙教授的夫人蔡嫣女士，另一位是用自己的年假参加团队服务的马楠医生。
团队的扩大使他们不仅可以做更复杂的心脏手术,还能向当地医生展示手术后护理的一整套流程，帮助中国同行了解加拿大以及世界的先进技术操作和管理理念。
岑颖干医生工作的麦吉尔大学附属维多利亚医院就是白求恩生前工作的地方。但就像大多数加拿大人一样，他以前并不知道白求恩。“实际上，我知道白求恩的事迹是在到中国义诊之后。以前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够去中国，用我所学的医学知识，为那里的患者和同行做些贡献，并带上我的同事，大家一起交流。2009年的时候，我有机会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孙公铎博士”。
岑医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梦想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的。“我总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虽然出生在非洲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小村镇，可因为父母是华人，后来被送到澳门上学。16岁时又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上大学时有机会进入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学到了能够帮助别人的技能。我期望着能够回报社会，回报同行”。
岑医生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医术精湛，多次获奖。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心中一直想着中国是祖先的根，要为中国做些事情。而孙公铎先生了解到他的这一想法后，就开始给他联系中国。
他说：“孙博士联系好所有行程，每次都安排几个手术，我们确保患者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到现在为止，我们总共做了89例心脏高难手术。我知道诺尔曼·白求恩也是在贵阳给一名大学生做手术后，他说感觉是白求恩大夫又回来了。我才知道白求恩在中国那么有名”。孙大夫开始时是联系到中国的大医院做学术交流，但岑医生觉得边远地区更需要他。这正好与孙大夫的想法不谋而合。
孙公铎大夫1961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就到贵州工作。他是中国慢性微电极技术的创始人。从1992年开始，他在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孙医生说：“我在2000年退休。2009年有一个机会结识了岑教授。我们有个共同的意愿，就是弘扬白求恩精神。我作为一名华人在加拿大已经多年，可仍惦记着中国那些患病的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就想把加拿大的医生和技术介绍到中国去，共同用白求恩的精神服务中国老百姓”。
孙医生今年已经78岁，为了把每年的“白求恩行动”安排好，他需要亲自回国到实地找人并落实每一件事。以去年为例，孙教授总共自费回国六次，来回等于12次长途飞行，每次要在路上20几个小时。孙医生说， 这真需要一种精神来支撑。
经过几年的努力， 孙医生将岑教授介绍到中国去做义诊，还联系了香港和中国大陆一些专家参加到当代白求恩行动中。例如今年参加的就有中科院院士汪忠镐、香港伊丽莎白医院陈良贵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周其文、黄方炯、朱俊明、侯晓彤几位教授。这大大增加了团队的医疗力量。
今年在郑州期间，郑州大学中心医院征集的10多名病例都有很大难度，其中还有两位伴随多种其他病症。而专家组给他们带去了生的希望。在郑州三天的时间里，“白求恩行动”团队的专家通力合作，成功完成高难度心脏外科手术10例，心血管内科介入手术6例。手术还通过高清远程网络同步转播，让当地医生观摩，以利于他们提高医疗水平。
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事后感慨地说，“当代白求恩行动”带来的不仅是国际国内顶尖医疗技术，更多的是传播了白求恩精神，包括团队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文/亚明，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