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世界充满希望。柏林墙倒了，自二战后便分裂的德国重归统一。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带领下，苏联(Soviet Union)15个加盟共和国正向着关系松散的方向迈进，结果不久就纷纷独立–期间还穿插了一出政变风波，1991年夏，强硬派发动政变，企图阻拦变革之风，最终未遂。
欧洲以外，被关押27年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终于获释，令南非举国欢腾。“马迪巴”(Madiba，即曼德拉)还在演讲和采访中反复强调要和平与和解，不要复仇和暴力革命，这些言论令民众欢欣鼓舞。全世界到处都上演着从专制向自由转变的画面。比如在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Augusto Pinochet)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放权，将权力交给一个民选文官政府。接着是中国，受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影响，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控，在随后若干年掀起一波自由化、民营化浪潮。
就连伊拉克也在“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看到希望。1991年2月28日，老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军队被打败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实现了。”老布什也很乐观，将这场军事胜利视作一个新篇章的开始，而不是旧篇章的结束。他在此次讲话中还表示，眼下“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当然也不是洋洋得意的时候。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考虑胜利和战争之后的事。”没人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改变本性抱有一丝幻想，但除去他也不容易，而且还会付出得罪阿拉伯世界盟友的代价。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也指出，“我想的问题是，萨达姆值得美军再付出多少伤亡？我的答案是，不怎么值。”
不过，这些也是世界的脆弱时刻，没人怀疑转型可能随时出现问题。只需一只蝴蝶扇动暴力的翅膀，莫斯科、约翰内斯堡、圣地亚哥、北京或巴格达街头就可能爆发骚乱，其原因要么是那些想要变革的人急于实现期望，要么是那些一心保住权力的人态度更加强硬。
老布什在近25年前的一次国会讲话中曾说过，“这些变化之大几乎是圣经里才有的”。他并不是盲目乐观，相反，这一评论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专制和压迫的时代似乎走到了尾声。全世界的独裁政权相继被推翻。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比如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政权。但自由民主作为最卓越的政治制度已然胜出。有些人相信，时代已进展到可以谈论“历史的终结”的地步。
有一种观点认为，其他所有制度不但都有缺陷，且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这种说法似乎很难反驳。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理想获得了胜利。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价值观，西方世界付出了巨大代价–尤其是在20世纪残酷的历史进程中–才学到这些。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依然有太多事情令人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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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满怀乐观与希望的感觉早已消失。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对意外变故的恐惧。2012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美国国防部编纂的一份报告的开篇写道，美国正处于“转型的关头”，这篇报告还强调美国正面临来自全球各地的前所有未有的挑战。英国国防部也得出同样结论，在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三十年英国需要面对“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短缺、意识形态重新抬头，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现实”。
迫在眼前的困难和压力也加剧了焦虑。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和世界经济低迷是一方面问题，但欧洲大陆遭遇的多次恐怖袭击，以及大规模迁徙等问题似乎更加棘手，令人束手无策–欧盟在难民问题上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遑论采取行动。叙利亚爆发的毁灭性战争，和伊拉克北部大片领土失陷于伊斯兰国(ISIS)之手，构成了“绝望光谱”的一头。在这个光谱中，“阿拉伯之春”的到来、一波自由主义浪潮和民主精神高涨的曙光，最终让位于北非和中东弥漫的偏狭、痛苦和恐惧。没人怀疑未来将有更多动荡，尤其考虑到石油价格的大幅下降，很可能对整个海湾地区、阿拉伯半岛和中亚地区国家的稳定造成影响，这些国家正力求达到预算平衡，而靠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过了好几代后，他们终于被迫采取紧缩措施。而政治动荡与经济紧缩通常形影相随，且鲜能快速、轻松地解决。
在黑海以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克兰的干预，搅乱了俄政府与美国政府和欧盟的关系。这与伊朗的行动轨迹形成鲜明对比，这个长期被排斥的国家显然正在回归其自古以来的传统角色–该地区最核心的一块拼图，少了它，这片地区就不可能获得稳定、和平与繁荣。还有中国，这个国家进入了自己的转型期。经历过去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正放慢速度，进入“新常态”–持续、但不迅猛。与此同时，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抱负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年南海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与邻国尤其是近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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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局面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想要理解它们，我们首先得先回顾“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虽有无数条路线，最早可回溯上千年，但19世纪末才首次被如此描述。历史学家很少留意这条纵横于地中海、黑海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网络，它更多被用来记述西方的兴盛和衰落。虽然在我们看来，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类国家似乎是蛮夷之地，但它们既不闭塞落后，显然也不是荒原。事实上，这座联接东西方的桥梁正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
丝路诸国非但不是处于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位于其核心，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长期以来，它们中每一个国家的变迁，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直决定着全球交流的节奏–除了思想、信仰、商品和物产的交流与交换，也有暴力和疾病的传播。该地区曾是世界运转的轴心，而它的复兴正推动着今日世界的转型。我们非但不是在见证历史的终结，而是正在退回历史的起点。
然而，过去25年全世界最突出的特点可能是自由民主的退却，它曾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但辉煌的往昔如今也成了遥远的记忆。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一直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这些横跨在欧亚大陆脊柱上的国家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差异。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其治理制度更接近于传统的宫廷体制，而不是民主制度。处于核心的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周围紧密环绕着一群顾问以及利益一致的权贵阶层。一旦有人被认为不够忠诚，或越过雷池，会立即被从高位赶下去。
这一幕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很常见，已经有许多人因触怒了克里姆林宫，结果被关上了从政–以及从商–的大门，前俄罗斯国家铁路负责人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就是最新一例。在中国也同样，包括薄熙来、徐才厚、陈希同、陈良宇等人在内的前任或现任政治局成员接连失势，被控贪污或渎职，继而被免除权势，显示出见领导层的警惕性。伊朗也是如此，亿万富豪巴比克•赞贾尼(Babak Zanjani)最近被判犯有欺诈和经济罪，判处死刑，万贯家财也无济于事。
丝绸之路使整个亚洲水乳交融，在沿线许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至高无上，且通常还被赋予了西方政客无法理解的强大权力，牢牢地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最近举行的选举中，现任统治者以超过8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透明度、问责制和良好的治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关键支柱，但在今天许多正重新崛起的国家里，这些非但不是首要事项，甚至不受欢迎。
因此，公民社会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或许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国家限制有关信仰、良知以及性的言论自由，与将这些视作理所当然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控制媒体，规定哪些东西能发表，哪些东西不能发表。独立媒体一旦被认定为具有煽动性，就会遭到关闭。以土耳其为例，Facebook和Twitter的经常性屏蔽其实只是初步，这个国家正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比如出动防爆警察，以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强行接管《时代报》(Zaman)。土耳其将“侮辱总统”列为犯罪行为，所以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才自信地宣称，对于宪法法院最近的裁决，自己既不会“服从，也不会遵守”。
我们很少关注历史，却很容易看到这个世界的缺点，哀叹其缺乏进步。但是，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我们这个世界，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最终选择很可能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两大对立阵营间做出–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在英美两国，不平等现象不仅在不断上升，甚至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要严重。当然，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谷歌(Google)，Facebook和优步(Uber)等科技公司已经成了破坏性企业–苹果(Apple)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解锁恐怖分子iPhone产生的对峙显示，这些公司效忠的对象是客户和股东，而不是公民。企业利润也一样，在追逐利润过程中，税收效益大于一切，哪怕损害国家利益。
也许是我们这些西方人自己走在了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背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学会珍惜的这些价值观–如果我们忽视我们所在的这一轨道，将会付出惨痛代价。比起25年前那些充满希望的岁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遥远的过去反而有更多共同之处。(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