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评论道，“任何开得比你慢的人都是笨蛋，任何开得比你快的人都是疯子？”
的确如此。但如果你想一想卡林的俏皮话，你就会发现，还可能是什么其他结果吗？你根据行车条件决定了合适的行车速度，因此从定义上说，在你看来其他任何人的驾驶速度都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开车超过了一辆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汽车，可能我应该这么想，“嗯，对于这条路上的合理车速，平均的看法是每小时65公里。”然而，几乎没人会真的这么想。为什么呢？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家、新书《房间里最聪明的人》(The Wisest One in the Room)的合著者之一李•罗斯(Lee Ross)，将这个问题描述成“天真的现实主义”。他指的是一种诱人的观念：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真正的模样，既没有偏见，也没有谬误。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错觉，以至于一旦我们遇到了观点与我们相左的人，我们会本能地认为对方受到了误导，而不是意识到或许我们自己才是能够从中学到点什么的人。
真相是，我们都有偏见，这些偏见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景象。一个较早的例子是1954年的一项研究，内容是有关人们如何看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之间的一场大学橄榄球赛。研究者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向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展示了一段比赛录像，发现他们对比赛的认知相差极大，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同一段录像。比如，普林斯顿的学生记下的达特茅斯学院的橄榄球队员的犯规次数是达特茅斯学院学生的两倍。
后来，一个包括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丹•卡亨(Dan Kahan)在内的小组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人员向学生们展示了一段游行的视频片段，并且编造了一些有关这次游行的说法。一些学生被告知，这是一次在堕胎诊所前进行的反堕胎抗议游行；其他人则被告知，这是一次在征兵办公室外、针对美国军队(当时)的“不问，不说”政策的抗议游行。
尽管看的是完全一样的片段，实验对象对抗议者的激进程度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生并不担心他们眼中捍卫同性恋权利的抗议者的行为，但他们担心那些反堕胎抗议者的行为；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学生的看法则与之相反。尽管事实上，研究人员提出的并不是抗议活动总体上能否被接受的问题，而是有关抗议活动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抗议者是否向旁观者大叫？抗议者是否堵住了建筑物的出入口？
我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我们还倾向于把那些和我们的想法和行动不一致的“笨蛋”和“疯子”往最坏了想。叶米利•普罗宁(Emily Pronin)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要求人们填写一份有关各种政治问题的调查问卷。然后研究人员重新分发这些问卷，这样每一位参与者都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回答。之后研究人员会要求参与者描述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思路，并猜测另一个人的思路是怎样的。
受调查者通常会说，他们受到了一些理性上的原因的影响，比如“关注事实”，那些和他们意见一致的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他们认为，那些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是在寻求“同辈的认可”，或者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我关注事实，而你却为了同辈的认可而屈从。我衡量利弊，而你却被游说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上。
即使我们对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持宽容的看法，我们的同理心也只到这里为止。比如，我们或许会允许某人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持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往往会认为，他们或许能够认识到自己观点的错误，而不是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观点的错误。
可怜英国广播公司(BBC)还试图对英国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退欧这样的政治话题进行客观中立的报道。疑欧派会认为这些报道倾向于布鲁塞尔，而亲欧派则会抱相反的看法。双方都会认为腐败、欺诈或者愚蠢在作怪。当然，这总是有可能的，但也有可能这些激情澎湃的支持者在看到客观性的时候根本不认为那是客观。
然而事情还能是什么其他样子吗？如果任何媒体批评一种你个人欣赏的政治立场，那么就有一个矛盾要解决了。要解释这一分歧，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得出结论：要么是媒体有偏见，要么是你有偏见。你可以猜一猜人们在本能之下会做出什么选择。难怪对美国媒体偏见的严谨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报纸、电台或者电视台不会试图说服他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相反，它们会迎合受众的偏见。
要对抗“天真的现实主义”很难，因为“我们客观地看待世界”这个错觉非常强大。至少，我自己还未曾太过担心这一点。幸运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是基于对事实的仔细分析，我的政治观点反映的是对事实的冷静评估，而不是出于自利、集体思维或者文化偏见。当然，会有人比我的立场更左，他们是笨蛋。比我右的人呢？疯子。(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