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一向有反移民和排华的暗潮，有时更为政客挑拨，作为政治资本，以取得政权。在此情况下，产生了人头税和排华法。
“人头税”的起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在沿海省份，出洋谋生已成为出路。参与修筑连贯加拿大东西岸铁路，就先后有过一万五千名华工。其中因工伤死亡的就有四千多人。铁路完成后，工会认为华工会夺去当地人的工作，于是游说政府，于1885年通过华人移民法(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885)，以人头税限制移民。因为$50的人头税未能有效地阻止华人进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00年将人头税增加到$100，又在1904年增加到$500。华人坐船到温哥华，到埗立即要扣留一个月，办理付交人头税手续。当地人叫那羈留所为“猪屋”(Pig house)。如贿赂一百元，办手续时间可缩短到一星期，贿赂五十元可缩短到二星期。如离开加拿大两年，入境要重新纳人头税。当时对日本人也想采取同样政策，但因考虑到日本是英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这才作罢。
1923年，加拿大通过第二次“华人移民法”(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923)，禁止中国人入境。华人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要交人头税和后来不准入境的族裔。华人对第二次“华人移民法”，切齿痛恨，称之为“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后来此名盛行，真正的名称，反而淹没了。
追偿运动
$500是当时一个华工两年的薪水。以储蓄率20%，需十年才能还清。中国的华工飘洋过海，只身来到枫叶国，根本已无能力再付人头税，申请家人前来，所以“中国家庭”一词，在人头税之下，名存实亡。有些子女，一生只见过父亲一两次。更有华工直到客死异乡，也没能与朝思暮想的亲人团聚。
二次大战时中国是加拿大盟友，联合国成立，加拿大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所以传媒普遍呼吁废除排华法，最终在1947实行。当时华社已纷纷谈论平反人头税。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华裔社区开始为人头税的平反奔走呼吁，平反行动更得到了不少主流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2006年6月22日，哈珀总理在下议院为1885年到1947年对华人的恶劣对待，作了道歉。他说，“我代表全部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政府，对华裔加人为人头税全面道歉，而且对后来的排斥华人移民，表示深切的悲痛。”赔偿方案为健在的人头税受害者和已去世受害者的遗孀共700多人每人补偿2万，同时拨款2,400万，资助各少数族裔社区就历史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其中500万用于华裔社区进行人头税问题的宣传。此外，还拨款1,000万，在全国进行反种族歧视宣传。
人头税家属的感受
付过人头税的华人，共有八万一千人，共付了2,300万。以1988年币值计算，相当于15亿。可是得到赔偿的人，却不到1%。政府的赔偿方案，引起人头税家属感情上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认为本身也是受害者。加拿大政府在这问题上，没有向人头税家属做出合理交待，也不赔偿死者，是不尊重去世的人，这是取消旧歧视，制造新歧视，因此他们组织了全国每省的“人头税家属联盟”，继续抗争。目前该组织提出方案，要求政府每张人头税收条，退税二万元，这样即避免要赔偿到第几代的问题。
华社舆论，有人非议“人头税家属联盟”，认为应“适可而止”，或是“可适而止”，这样的观点，源于对政治的恐惧。加拿大华裔，经过了百年不忘的百年排华，唯恐涉及政治，会受到主流社会报复。但是现在的华裔，远非过去时代的可比。我们不但经济上实力充沛，政治上也具有发言权。加上加拿大当前有超过13%的人口是移民族裔。如果加国政府对华裔报复，其他族裔必会支持我们。从1947至今的人头税平反运动，不是并没受到过报复，且得到部分的解决吗？
反对的一边，也有说加国目前经济不景，不应“强人所难”，要求政府“退税”。联邦政府每年的开支是300亿元(30 billion)。人头税家属在“平权会”登记的有四千多户，而实际还拥有人头税收条的仅二千多户，政府大有能力归还每张收条二万，况且人头税家属还愿意议价。虽然政府负债，但大部分是卖给国民的公债，一批付清，又再发行新的一批，就如家中父亲欠母亲的钱，情况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
有温哥华的社区领袖，说人头税苦主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所以不需赔偿。这是加拿大白种人的论调。当有色人种受到歧视行为时，有些白种人就说“没有人强迫你们来，你不喜欢，可以回去！”华人的社区领袖，不应助紂为虐，增加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气焰。
还有人认为现在纳税人不须赔偿过去的错失。你爷爷对别人做了错事，你至少得有点表示，这样受害人的子孙，才会感到舒服。
华社在道义上要支持人头税家属
支持“人头税家属联盟”的人，多为老侨，就是已在加国二、三代的人。反对的多是新侨，人头税家属的问题，已成为华社团结的问题。俗语说：“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新侨和老侨，双方有责任在认可及总结这问题的基础上，共同携手，共创未来。
老侨到加拿大的时候，既无政治力量作为后盾，也毫无经济能力。他们克难克俭，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困难，创立了大大小小无数的餐馆。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很穷，以小型工厂和家庭式商业为经济骨干，故此并不须聘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幸好正值越战，美国政府支出大量军费，美加经济蓬勃，外国学生可以工读，自供自给。青年人在香港前途渺茫，不得不万里漂泊，只身孤影往外国，寻求出路。那时还未有亚洲经济奇迹。香港和台湾学生，都是提着一个皮箱，身上带着一笔小钱，有时少到几十元，就远渡重洋，开辟新天地。除了极少数例外，普遍都要养活自己，课余工作赚钱交学费。我们这辈苦学生，当时都是到餐馆打工。可以说我们大学时期受养于老侨，很多都成了老侨的女婿和媳妇。五十年的友谊，非等寻常，情比肝肺，形同唇齿。
今天加国华裔，教育程度在各族裔中排第二，仅次于犹太人，并累积了人所羡慕的财富。老侨是华裔社会的奠基者。我们对老侨所做的好事，千万不能忘记。新侨在道义上，要尊重老侨的情感，支持“人头税家属联盟”。新侨与老侨之间，需要沟通、理解和对话，使分歧逐渐缩小，这是华人社区团结的基础。
不赔偿人头税家属的违法性
人头税的问题，已谈论甚多，但是这问题越谈，我们越能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对华裔社会的团结越好。2001年，三名华裔加人，在平权会的协助下，向安省法院入稟，要求赔偿人头税。法院的判决，是“加拿大人权及自由宪章”没有追索前案的条款，而且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当时的国际法，禁止种族歧视。安省上诉庭维持原判。加拿大高等法院不受理。
当一个国家，对一个外来的族裔，采取不平等的政策，这是一项国际法的问题。国际法，旧称“万国公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指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规则和各项基本原则的总和。国际法的来源，包括以下方面：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国际惯例；法律原则(例如各民族享有平等，并追求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权利，而国家有义务尊重此权利)；法院的判例和学者的理论。因没有超越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国际法早期不被各国接受，尤其是共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是西方国家操纵世界的工具。但近年来，国家之间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纠纷，常援引国际法进行解决，可见国际法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成为了“惯例”。
2003年，多伦多大学国际人权法教授Noah Novgorodsky上书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指出人头税及排华法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法。中国河南开封，有一千年的犹太社区，他们把族长“诺亚”译成“女媧”。Noah Novgorodsky是犹太人，所以沿用犹太人的译法。“特别报告员”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任的专家，负责审查和报告一个国家的情况或是特定人权主题，并提出意见。当时的“特别报告员”是豆豆-迪思(Diene Doudou)。他是巴黎大学公法博士，曾任塞内加尔(Senegal)驻联合国文教科学组织副代表，后于该组织秘书处任职。他收到Noah Novgorodsky教授的上书后，曾来过加拿大十天，考察种族歧视的问题。他的结论，就是“加拿大应该考虑赔偿人头税。”
1977年，联合国派遣荷兰的国际法教授范博芬 (Theo Van Boven)为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特别报告员。他的学说，被称为“范博芬原则”(Van Boven Principle)。2005年12月，联合国根据“范博芬原则”，通过了“关于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其中原则第8和9，明文指出受害人包括家庭成员。
今后追偿的途径
很多人认为联合国没有用，因为他们误以为联合国是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是世界论坛。它的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加拿大向来有执行联合国决议的优良传统，并引为自豪。联合国的指示，是法院对于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判决之。在人头税的诉讼案中，加拿大没有“看联合国的书，听联合国的话，依联合国的指示办事。”可能是因为如果他们裁定要对人头税赔偿，会引起其他族裔蜂涌要求赔偿如：犹太人、德人、意人等。但人头税赔偿九年后，至今事情并无发生。这不是公正的判决，但高等法院竟不受理，断绝了法律的途径，今后只能从政治和道义上继续追讨。
今年联邦大选，有23个选区华裔选票可以左右选情，其中包括一些部长。我们有口有笔有公理，就打电话和写信给各候选人，要求政府以退税形式向人头税家属赔偿，令此成为今次大选的重要议题。(文/林达敏，美国约翰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国际政治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