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长预期下降并且越来越低的背景下，近几个月(尤其是近几周)上演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金融大戏”。尽管并未发酵成2008年那样的系统性全球危机，也不能与20世纪90年代末那段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都陷入危机，还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引发的危机——相提并论，但世界各地的市场状况似乎正在挫伤政治抱负。
希腊与欧元区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持续数月、短期内不太可能结束的金融肥皂剧。对德国在欧洲主导地位的担忧达到了七十年来最强烈的程度。
中国的股市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尽管–或许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实施了规模非常大(即使对中国来说)的干预。同时，中国政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其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这一点–存在很大疑问。
在美国，由于医疗费用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最健康的，然而其海外领地波多黎各却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政债违约。
托尔斯泰(Tolstoy)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样地，上述问题也各有各的成因。然而，对于金融政策制定者及其背后的政治家来说，可以从这一系列危机中吸取几点共同的教训。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
首先，经济法则像自然法则一样，存在且不受政治意志的支配。金融危机、大衰退以及不平等程度的急剧上升，都促使人们从负面的角度对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进行重新审视。这情有可原。然而，不能据此认为政府可以依靠指令使经济按自己意愿运行。诚然，希腊问题与其失败的经济政策有关。希腊的财政紧缩幅度超过了其GDP的20%，导致了其经济的萧条。然而，对于一个无法自由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实现货币贬值的经济体来说，这并不足为奇。即使政策制定者想要改变局势，他们也无能为力。
有句话说得好，你可能欺骗所有人一时，也可能欺骗一些人一世，却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一世。同理，市场可能会失去效率，导致价格与基本价值背离，市场也可能有时会受制于政府操纵。然而，只有不明智的政府才会以为它能够始终把投机性的价格维持在政治适宜的水平上。中国政府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
同样的，当无法控制债务违约时，人们就倾向于假定它不会发生。2010年欧洲坚称希腊的债务永远不可能重组。这个明显的谬误带来了危险的后果——使债权人变得自满，让债务人积累了巨额的债务，导致后者失去了进行积极改革的动力。
其次，根本性的失衡和问题需要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在所有领域，采取渐进式的政策制定方法都极具诱惑力。渐进主义在政治上更温和；它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为未来保留了灵活性；它通常较少需要承认以往的错误；它看起来更为谨慎。然而，对于甘愿屈服于渐进主义诱惑的人来说，美国在越南的经历值得他们警醒。每一步，政策制定者所做的都足以避免灾难的降临，但都不足以让人们看到成功解决问题的前景–直到直升机从西贡大使馆离开，标志着美国的政策以失败告终。
总的来说，任何财务问题都与两方面有关–收支不抵、信心缺失。渐进式方法可以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提供些帮助，但作用不大；它可以推迟债务偿还日期，但无法降低债务金额；它将关于未来的决策推迟到未来进行。它始终有以下风险：无法达致可信的收支平衡方案，也不足以恢复市场信心。
金融史上关于固定汇率持续时间过长、债务重组太迟、或者债务延缓时间过久的例子数不胜数。我想不起有哪个地方过快地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头脑清晰而大胆的行动才是平息当前金融戏码的方法。让我们基于近年来的经验，抱着希望，相信这样的行动即将来临。(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前美国财政部长，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