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在飞速增长中。五年时间，这家公司从0走到了估值500亿美元。
但在飞速增长中，它在全球各地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就在6月26日，法国出租车司机反Uber大罢工的行动，已经上升到焚车砸车的暴力层面。而在中国，Uber有可能更麻烦。这是一家强于做PR(公众关系)但弱于做GR(政府关系)的公司。
在美国，Uber的这种方式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它的服务是2C(面向消费者)的，自然把C端讨好就行。至于政府不政府，可以这么说，Uber几乎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对抗：通过讨好大众来保障它的对抗是成功的。
很多美式企业都是如此，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历来很冷淡。这与中国完全不同。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差别。在中国，如果某个外来访问团能让某地政府牵头组织一下当地商人，会得到极多的本地企业家的响应。但如果这种事放在美国，未必有多奏效。很多参加过所谓的美国商务访学团的人都明白，想要见到什么美国企业家，政府能提供的帮助甚至比不上NGO的。
政府对于整个经济运作，不能干预太多，这是标准的美式企业骨子里的三观–自由资本主义。这个三观影响到他们的具体行为：美式企业从来不会觉得，挑战政府会有什么致命的后果，甚至他们会试图用大众的力量来让政府让步。
但在中国，这套理念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强政府社会，政府对于一家企业，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利用政府来对竞争对手下狠手的事，在中国屡次发生。一般诉诸的说法都是：对方违规，然后自家举报。本月25日，这种类似GR（政府关系）的行为甚至做到了PR(公关关系、公关宣传)层面上。柳传志联想旗下的神州租车，用海报的方式指责Uber属于黑车–这引发了大众舆论层面上的广泛抵制。
中国舆论场，向来有两个舆论场的说法。这两个舆论场有时候甚至是激烈对抗的。这种激烈对抗不仅仅只是在针对一些社会事件的看法上，近年还逐步蔓延到商业事件上。官方和民间对Uber的态度截然不同，官方对Uber的屡屡出手打压，引发了民间的反弹。而神州租车的这次行为，几乎成了再一次反弹的引爆点。
美国互联网企业来华发展，他们也试图和中国官方打交道–但这种交道的根本目的在于，希望中国政府如美国政府般对微观经济事务插手越少越好。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羞答答的资本主义”这一外号，但的确，中国这个“羞答答的资本主义”还真的是中国式的，它的本质，不是自由资本主义。
这是任何一个在华试图发展的美国企业所必须深谙的本质。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最终起到裁判权的，不是市场里的消费者(民众)，而是中国政府。
中国知名的商人、拥有首富头衔的王健林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远离政府太假了。以我的理解，绝不是说企业认识几个官员间或沟通一下就不叫“远离政府”。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王健林的八字真言，可谓深谙中国国情的公司生存法则。(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