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都在走下坡路。自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UN)未能解决任何一起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给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贸组织(WTO) 1994年后的重大贸易回合谈判均未能圆满收场。由于治理方式过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法性越发受到质疑。20国集团(G20)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作为潜在有效的国际合作工具出现，但它现在似乎已经迷失方向。在一切领域，国家、宗派、商业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这种趋势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需要谈论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全球无秩序。
政治方面，局部冲突愈演愈烈、越发频繁。孤立来看，这些冲突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但它们经常互相关联，一场冲突中的失败者往往成为其他冲突中的破坏者。例如，当普京(Putin)的俄罗斯以及伊朗政府出于各自的原因向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伸出援手时，叙利亚危机发生了恶化。沙特阿拉伯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提供启动资金，伊朗则煽动也门的胡塞(Houthi)武装叛乱，以图报复沙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昵称“比比”(Bibi))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反对美国正与伊朗商谈的核条约。冲突实在太多，以至于国际舆论难以施加正面影响。
金融方面，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已经失去垄断地位。在中国的领导下，一套平行机构正在出现。这两套机构是将彼此冲突，还是将找到合作之道？由于金融和政治领域同样互相关联，未来的历史进程将极大地取决于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即摆脱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增长，增强对内需的依赖–以及美国如何作出应对。美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防止两个强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军事冲突。
我们是如何走到“全球无秩序”这一步的？冷战期间，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导。每个超级大国都对其盟友和卫星国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并通过“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一威胁避免了与对方的直接军事对抗。这种“同归于尽”的体系尽管疯狂，但是奏效：它造成了许多局部军事冲突，但避免了世界大战。
苏联帝国分崩离析时，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没有抓住机会。美国以个人自由为立国原则，没有成为世界警察的倾向。事实上，它对担任国际事务领导者的意义并没有形成连贯的看法。冷战期间，美国奉行两党都接受的外交政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主张基本一致。但冷战结束后，两党的合作伙伴关系破裂。两党都仍然重视美国的主权，但在将美国主权置于国际义务之下的问题上，两党很少达成共识。
之后在1997年，一群新保守主义者主张美国应当利用军事霸权推行国家利益，并建立了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库，“以促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但这是错误的路线：不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统治世界。“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小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 Bush)基于不可靠的理由(这个理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进攻伊拉克，美国也失去了至尊地位。“新美国世纪计划”与希特勒(Hitler)的千年帝国计划寿命大抵相同，均为十年左右。
相比之下，在金融方面，对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曾有明确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20世纪80年代，这一共识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领导下成为主流。它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坚决的意识形态支持；它拥有所谓科学的依据，即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且，它得到了IMF的有效管理。比起新保守主义者所信奉的“武力至上”观点，这一共识在国际治理和国家私利之间达成了巧妙得多的妥协。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正是源自布雷顿森林机构创立时所依据的初始妥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议设立真正的国际货币“班科”(Bancor)，但美国坚持让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并最终占了上风。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著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里那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就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华盛顿共识倡导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修订IMF协议的条文，推行资本账户可兑换，即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但华盛顿共识通过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也让资本得以逃避税收和监管。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一路线的科学依据是错误的构想。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造就的不是确保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的总体均衡，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危机戏剧化地展示出这一点。巧合的是，2008年还标志着美国政治至尊地位的终结和华盛顿共识的覆灭。它还是金融和政治去一体化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首先出现在欧盟这块地方，但之后扩散到整个世界。
2008年危机对世界所有经济体均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只有中国是明显的例外。中国银行业体系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余地区、且主要为政府所有。因此，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中国的银行能够向经济提供大量信贷，抵消外需剧减的影响。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消费者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办法主要是向美国消费者提供赊销商品。但它的马力很弱，这反映出中国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结果便是，自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崛起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得相当缓慢。
世界得以避免全球性萧条，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中汲取了一些教训。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持续存在的政治偏见限制了全球各地财政刺激的规模(中国仍然是例外)，但美联储(Fed)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领导下走上了非常规货币政策之路，包括出台量化宽松–即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券来向经济大举注资。这避免了有效需求减少恶化为一场全球性衰退。
2008年的危机还间接造成了欧元危机。欧元是不完善的货币：欧元区拥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意识到了这一缺陷，但他们相信，当缺陷暴露出来时，能够唤起政治意愿来纠正它。毕竟，欧盟的成立也经历了这番过程–每次迈出一步，心中深知这样做并不够、但必要时会迈出下一步。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2008年需要迈出下一步，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领导下的德国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的是促成两德统一。但事实证明统一代价高昂，德国公众不愿再承担额外的开销。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宣称不会允许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但作为一位熟谙主流民意的政治人士，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却坚称，纾困责任应当由各成员国单独承担，而不是由欧盟集体承担。这就排除了建立共同财政部的可能性，而当时恰恰是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这便是欧元危机的开始。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等单个国家的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
接下来，金融危机变身为一系列政治危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分歧，将欧盟从国与国之间平等、自愿缔结的联盟，变成了债权国(如德国)与债务国(如希腊)的关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并引发越来越多的政治紧张局面。
欧盟起初是一次在地区层面进行国际治理的大胆尝试。2008年危机后，欧盟内部问题缠身，无法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自身作用。美国也变得更关注内部事务，但过程与欧盟有所不同。欧盟和美国变得“内向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走上下坡路。
鉴于西方大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它们影响力下降已造成国际治理真空。野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争相填补真空，不惜动用武力。武装冲突呈激增态势，从中东扩散至亚洲其他地区、非洲乃至欧洲。
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建立分离主义飞地，普京的俄罗斯不仅挑战了依赖西方大国支撑的现行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欧盟成立所依据的价值观和原则。无论是欧洲公众还是美国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President Vladimir Putin)想破坏整个乌克兰的稳定，方法是促成乌克兰金融和政治的崩盘(他可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同时避免占领东乌克兰的某个地区–如果占领的话，该地区就得依赖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普京两度将板上钉钉的军事胜利转换为危及乌克兰全境稳定的停火协议，就是他这种倾向的明证。不幸的是，普京取得了成功——对比两版明斯克停火协议便可看出–尽管他的成功纯粹是暂时性的。现在，普京试图利用乌克兰在欧盟内部挑拨离间、赢取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威胁的严重程度与欧盟的羸弱程度直接相关。欧盟成功渡过了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但它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起，而是五起：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将要到来的英国退欧公投，使之应接不暇。欧盟的生存面临着威胁。
全球层面的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论是金融还是政治方面，世界都有可能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一套平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议、原名金砖银行(BRICS Bank)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以及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它是一项亚洲的地区性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驾驭它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
IMF可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已经放弃了对华盛顿共识的坚守，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控股股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不愿放弃它们的投票控制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它们的这种行为没有认识到各经济体相对分量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非常短视的。
控股股东不大可能放弃控制，不论这种控制有多么脆弱。但IMF有机会在两大阵营之间建立有约束力的联系。机会来自于IMF将在2015年底对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组成进行五年一度的重新评估。
SDR是IMF于1969年创立的国际储备资产，旨在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人民币尚未完全符合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着严格的定义。日元被纳入时，尚不是普遍交易的货币；法国法郎进入货币篮子时，法国的资本账户正受到严格的管制；沙特里亚尔被纳入时，其汇率是与美元完全挂钩的。多年来，准入标准已发生了变化，但其目前要求两点：一是货币来自出口大国，二是货币“可自由使用”。这一措辞常被误认为等同于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及汇率具备灵活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SDR货币篮子曾纳入过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很低或为零的货币。
中国领导层正在大力促成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IMF工作人员亦表示支持。例如，IMF宣称人民币“不再被低估”，也不催促中国进行完全、仓促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而是推崇谨慎、渐进的改革，以确保SDR的顺利运转和保护中国的金融稳定。
现在主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后者在IMF拥有否决权–尽管有关SDR货币篮子的决定只需IMF执行董事会70%多数票赞成即可通过。美国如果积极允许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潜在竞争对手，将是作出一项重大让步。它可能要求中国反过来做出类似的让步，但那样做将是错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一方获益不一定代表另一方吃亏。
中国寻求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不是为了取悦或伤害美国，而是有它自己的原因。中国的动机只与它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终极雄心间接相关。中国试图利用金融自由化来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它希望深化政府债券市场，并对国际投资者开放，以便让中央政府能够清理失去偿付能力的地方当局的坏账。它还希望降低经济中的多余杠杆，方法是推动债转股。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可为这一进程提供便利，一旦成功，将自动提升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影响力。
如果美国政府将美中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将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会损失很多。换言之，它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当然，它可以阻碍中国的进步，但那样做将十分危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承担了个人责任。如果他的市场化改革失败，他可能会策动一些外部冲突来保持全国的团结和维持自己的掌权地位。这或将导致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不仅是金融上的结盟，而且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结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外部冲突升级为与美国盟友(如日本)的军事对抗，那么不夸张地说，我们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预算都在迅速增加，美国的军费也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对中国而言，重整军备肯定能够提振内需。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炫耀军事实力，其行动是单方面的，往往颇具挑衅意味，因此美国政府的担心不无道理。然而，俄中军事联盟做好直接对抗美国的准备，可能还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在那之前，可以预计混合战(Hybrid warfare)还将延续，而代理人战争将会激增。
达成谅解对美国和中国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他的选择难以接受。中国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其好处可能同样影响深远。最近，两国在气候政策领域的双边互动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两国作出的非约束性声明和承诺，那么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协议已令近期一些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具备了更高的可信度。若能将这种做法拓展到能源政策的其他方面以及金融经济领域，那么中俄军事联盟的威胁将会消除，发生全球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这值得尝试。
习近平上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13年，他当时提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自那以后，这一话题在中国得到广泛讨论。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应当勾勒出他自己的愿景，将普京的俄罗斯(用武力统治取代了法治)与当今的中国(并不总是遵行法治，但尊重条约义务)区别开来。俄罗斯的侵略需要予以坚决抵制，相比之下，对中国则需要鼓励–方法是提供更具建设性的替代选择–以免后者走上军事侵略之路。这种姿态或可引来中国的积极回应。美中对抗不可避免，但需要约束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动用武力。
这倒不是说，达成一份相当于美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深远的协议是件易事。两国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差异。美国以个人自由原则立国，中国却没有明显的个人自由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沿循等级结构，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个帝国。近年来，美国在社交媒体的创新发展方面引领世界，中国则在想方设法管控社交媒体方面引领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建立成功的等级体系而言，中国远比俄罗斯成功。
若要了解这一点，最佳途径是观察信息的传播方式。自社交媒体兴起以来，信息日益沿水平方向传播，但中国不同：信息沿垂直方向传播。在党国体制内，越是身处高层，就越是消息灵通、越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意味着，党国体制不仅提供了个人致富的机会，还营造了个人自由的表象。难怪这一体制能够吸引中国的许多顶尖人才。然而，它允许的自由受到红线的严格约束。人们必须行走在界限内；逾越红线的人可能会落入安全机器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全机器的束缚一度逐渐变松，但最近出现了不祥的反转态势：举例来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界定非政府组织(NGO)权利及身份的非正式规定正被大幅收紧。
将习近平的“中国梦”与美国梦对比，凸显出两种政治社会体制的区别。习近平颂扬中国在“民族复兴”上取得的成功，而这种成功要靠为国服务者的才智和精力实现。相比之下，美国梦颂扬的是平民子弟克服种种障碍(如社会习俗、偏见、滥用权力的当局、或纯粹是运气差)进入上层社会、实现物质繁荣的成功。美国希望中国接受它的价值观，但中国领导层认为这些价值观具有颠覆性。
在这方面，相对于美国，中国与俄罗斯有更多共同点。俄罗斯和中国都将自己视为美国称霸世界野心的受害者。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行为有诸多不可取之处。中国没有独立司法，跨国公司经常遭受不公待遇，并被受偏袒的中国本土企业挤走。中国与美国等国在南中国海有冲突，在网络战和人权问题上也有纷争。在这些事情上达成合作是不容易的。
美国政府尽管完全认识到这些困难，但它仍然应当真诚地寻求与中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将包括找出双方的共同利益、以及存在对抗的领域，并围绕前者展开合作，围绕后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讨价还价。美国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激励合作，一方面采取威慑、让针锋相对的讨价还价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事实可能会证明，两国合作的领域比乍看上去要更加广泛。与中国合作、推动习近平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无疑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改革取得成功，可让中国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愿望得到满足，也许还可让习近平得以放松他近期推行的一些限制措施，而这反过来又将提高习氏改革取得成功以及增强全球金融稳定性的概率。习近平现行路线的弱点在于，改革的实施者和监督者是同一批人。开放整个改革过程、使之接受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批评，将显著改善习氏改革的效果。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如果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它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吸引力将与日俱增。
美中之间的谈判可能难以在2015年10月前完成，而届时IMF将考虑SDR货币篮子的组成问题。现实地说，谈判的准备工作要一直到习近平9月份访问华盛顿时才能完成。但如果将考虑SDR货币篮子组成的最后期限推迟至2016年，将有很多好处。届时中国将主办G20会议，而且2016年也是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两国将调动一切有利于国际合作的政治力量，来达成美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景。
如果真诚的尝试宣告失败，那么美国将有充分理由与中国的邻国建立足够强的伙伴关系，强到中俄联盟都不敢以军事力量挑战。这明显不如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理想。与中国的邻国建立伙伴关系将使我们回到冷战，但这仍然比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好。
正在谈判的泛太平洋和泛大西洋伙伴关系可为双管齐下的战略提供绝佳机会，但美国现在的路线大错特错。目前，中国被排除在外；事实上，这些伙伴关系被构思为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奥巴马已要求美国国会授予自己和继任者权力，允许他们在至多六年的时间里依照“快速道”(fast-track)规则商谈贸易协定，而“快速道”规则将剥夺国会修正协定的权利。这项议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截至本文写作时，它正在等待众议院审议。如果众议院通过(美国众议院已于6月18日通过了这一议案——译者注)，习近平9月份访美时将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威胁。上述举动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地咄咄逼人行为的恰当回应，但它没有为备选路线留出什么空间。因此，奥巴马总统届时将难以向中方发出真诚的要约来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
但愿众议院不会授权将这一议案送入“快速道”。不应强要国会通过该议案，相反，应当将之移出“快速道”。这样，国会就有充足的时间来纠正拟议协定里的根本性缺陷(由于存在这些缺陷，当前版本的协定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当习近平9月份访问华盛顿时，奥巴马就能向他发出真诚的要约来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