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性地位的矛盾现象

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但其人口组成一直都是华人占绝大多数,故社会受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甚深,虽为英国统治,但生活方式仍以华人风俗为主,特别是殖民地早期,民众生活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西式生活在当时甚至被视为高档和脱离大众的。

六七暴动后,殖民地政府改变管治方针,着手建构香港人的本土意识。笔者于八十年代初入读小学,“华洋共处”是小学常识的主调,西式生活慢慢移植到普罗大众之中。由此形成的所谓香港本土文化,是一种有中有西、不中不西的混杂文化。

夹缝中挣扎
重提这段历史,旨在说明这种混杂文化在香港不同层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香港的女性地位,同样受到中西两种文化互相拉扯,令香港女性在文化冲突的夹缝间争扎,形成独特现象。

谈到香港女性地位,最简单的切入角度是经济地位。香港女性在六十年代开始半脱离家庭,踏入职场。那个时代工业蓬勃,需要大量劳动力,轻工业兴起正好吸纳大量女性劳动力,“工厂妹”(泛指从事轻工业的女性)的时代由此而起。最近香港汇丰银行推出一百五十周年纪念钞票,钞票上也印有“工厂妹”的历史图片,可见其对香港经济贡献的举足轻重,也可说是香港女性踏上社会阶梯的开始。

八十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加上大陆改革开放,工厂北移,香港转型至服务业,低技术男性开始失业。服务行业(如销售、款待)不要求大量体力,反着重语言、沟通、谈吐、仪表等,尤其适合女性,故女性率先在经济转型时被吸纳。不过,这时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会仍以大家庭为主,香港人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父母认为女性不需甚至不应读书,忽视女孩子的教育机会。

经济地位
直至香港经济起飞,不少香港人接受核心家庭的观念,加上政府开放更多教育机会,增加大学学额,女性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而服务专业的发展,正好吸纳这批高学历女性,其工作机会,特别是任职高中层的机会,因教育普及而大增。今天香港女性的职场地位和收入,可比不少男性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正式确立,并不断提升中。

但另一方面,香港女性又受传统社会思想的拉扯,令其社会地位走到一个瓶颈位,难以突破。

无形天花板
第一种思想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想法,简单而言就是女性应以母职和家庭为重。当然,五六十年代那种“要太太出外工作是男人之耻”的极端想法早已不流行,但女主内的想法却令不少女性的事业封顶。

很多职业女性结婚生子后,都聘请外籍女佣照顾起居,令她们可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但女佣对女性地位也是一把双刃剑,职业女性位高权重,在强调服务为先的香港有所发挥,地位大幅提高;但同时,她们在家庭岗位聘请女佣代理家庭工作,其实不自觉在巩固“女主内”的社会角色观念。当很多人大赞“女佣释放了香港女性劳动力”,其实同时暗示“家庭工作理应由女性担当”——职业女性牺牲了处于弱势的女性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母职成为职场的一堵无形天花板。即使社会观念开放,男人兼任母职的比例远低,也未为社会普遍接受。事实上,不少女性都为照顾子女而放弃继续在职场爬升。更有说,很多男性高层都爱提拔女性,让他们担当自己的副手,就是看中女性最终会以母职为重,利用她们的能干但同时又对自己地位毫无威胁。换言之,女性仍然难掌握最大权力。这种情况也许是一种含蓄的“正向歧视”。

社会偏见
第二种固有思想是“出嫁是女人的成就”。中国以农立国,早婚以尽早生儿育女增加家庭生产力的观念一直残留于中华文化。即使女性经济地位提高,却还没有消除社会对女性在这方面的偏见。

近年,香港某电视台拍了多部关于“剩女”的真人秀和相关剧集,剩女、败犬、没女等标签成社会热议,这些标签都是指“到了一定年纪还未出嫁的女性”。当中有关“剩女”定义甚为刻薄无稽,成为社会特别是男性用来嘲笑女性的标签。例如,有人把二十五岁以上女孩界定为“剩女”、“中女”,毫无道理。

以香港为例,从前学位少,很多人在十八岁前已经工作,到二十五岁已有七至十年工作经验,约二十五岁结婚,经济条件和心智已趋成熟,极为合理。相反,今天教育机会多,大专学位大幅上升,待工作几年拥有一定经济能力时,必然是二十五岁之后的事,二十五岁怎可能被视为剩女、中女呢?当现代人的在学时间大幅延长,当教育越普及,人民接受教育的时间必然越长。一个人完成了中小学,已是十八岁,读完大学则是二十二三岁。全球发达国家皆是如此,故传统上较重视婚姻和家庭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男女的初婚年龄也推延到30岁以上。迟婚,只是现代化发展的正常结果。

当香港女性追求高学历,代价就是迟婚;当社会大呼女性地位提高时,同时又以“是否能及早出嫁”来断定女孩子的“成就”,衍生了“剩女”、“败女”等象征人生失败的标签。一方面,香港女性在职场上能顶半边天,充满自信,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投入工作未有结婚对象而感到自卑,矛盾重重。

“重男轻女”
第三种传统思想是“重男轻女”。香港是国际先进城市,很多香港人已摆脱“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但自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中国每日发出150个单程证配额供大陆人来港定居,香港对此并无审批权。十多年来,香港已累积一批大陆新移民,他们不少仍有强烈的“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传统观点,从而引伸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与香港的男女平等观念竞争、冲突。

另外,香港仍保留了丁屋政策。所谓丁屋政策,是殖民地政府于七十年代发展新界时,为安抚新界原居民而衍生的产物,政策让新界认可乡村的男性原住民,每人一生可申请一次于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三层、每层面积不超过700平方英尺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丁屋政策不断巩固男性特权,公然贬低女性地位,而新界的顽强势力令到这个政策难以消除。政策的存在,有助巩固男权至上的思想。

传统思想需通过连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和巩固,当一种行为是以“传统思想”来解释,就暗示那并非理性产物。以上种种社会及文化特质,令重男轻女的思想不断在香港实践,形成一种社教化,让思想不自觉渗入社会。香港受华人文化影响之深,要扭转这类阻碍女性地位继续爬升的传统思想,似乎并不容易。

政治实权
最能体现女性地位的指标,应该是政治实权。香港女性从政的情况又如何呢?

2012年,香港政府首长级人员中,女性占的比例为33.8%,当中女性出任最高职级的常任秘书长更占47%。三十年前,这种情况简直不敢想像,单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已不足支撑如此高职。女性担任高级公务员的比率大大提高,当然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佐证,但简单以此断定女性在政治上有极高地位,则未免太过简单。

殖民地政府遗下的公务员体制,是一支高效执行队伍,而不是政治领袖。这群公务员向来被标榜为政治中立、执行能力强和高效率,换言之,他们是协助当时的港督执行种种政府政策,他们最重要的特质是服从,贯彻执行上头的政策,很适合没有政治野心、追求安稳生活的人。

这种情况,跟前述“女性在职场上常当副手”的情况相似,因为当前香港政治体制是所谓的“政治问责制”,司局级官员均为行政长官委任,并随行政长官任期完结而离任。这群被委任的司局级官员才是政治首脑,常任秘书长只是公务员团体,职责是带领属下公务员执行问责局长的决策,是行政人员而非政治领袖,没有真正的政治实权。反观香港现任司局级官员,只有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是女性,其馀均是男性。所以,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女性当副手而未能掌握实权的现象颇为普遍。

“社运女神”
在香港,女性参政的主要渠道尚有立法会。由2008至2015年,女性立法会议员一直维持11个,佔18%。立法会约有一半议席通过直选产生,当中不乏女性参选,显然她们更能级纳女性选民,也反映香港在看待女性参政的问题上开放。近年坊间的社会运动,更出现不少女性面孔,多少个“社运女神”由此应运而生。早前“香港电视”(香港一个网路电视台)播放的剧集《选战》,更以第一个女性特首候选人为题,剧集令观众受落,可见香港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于女性参政持很开放的态度。

由此可以预测,如果香港推行全面直选,将出现更多女性政治人物,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将可更上层楼。可惜的是,在中共的“紧箍咒”下,香港2017年甚至以后的特首选举,誓必是一场有严格筛选的游戏,而立法会全面直选更是遥不可及。如果由中共筛选候选人,很难相信会有女性候选人能入闸参选特首,让其掌握香港最高政治权力。这可说是香港女性在政治上另一堵无形的天花板。(来源: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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