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个“天才”–就是那种你有时会在本地新闻上看到的小神童。我从2岁开始阅读。5岁时我能心算两位数乘法。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想出了一种得出勾股数的方法。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到本地一所初中听几何课。操场上的孩子有时候会出一百万乘一百万等于几这样的题目来考我–当我报出答案时，他们会很开心。
许多倡导资优教育的人也会为我这样的孩子而感到高兴，他们将我们视为一种自然资源，一种像化石燃料一样有可能被浪费的资源。一些教育者将天才儿童说成是“超常人力资本”，将我们视为提升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动力。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戴维-卢宾斯基(David Lubinski)近期接受采访时称：“这些人将解开所有谜题，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还是癌症–他们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他们还将创造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明专利和科学创新。但在为普通儿童设计的学校里，他们并没有获得充足的发展机会。”
小时候，我会把这种话当做溢美之词。而如今我却认为，我们对小天才们关注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卢宾斯基博士与合作者卡米拉-本博(Camilla Benbow )在范德堡大学共同领导了一项名为“数学早慧少年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的项目，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追踪天才儿童人生轨迹的研究。从1983年起，该研究已经追踪了数百名13岁前SAT数学成绩至少达到700分或语言成绩至少达到630分的学生，这些孩子在同龄人中所占比例仅为万分之一。这些学生目前四十岁出头，几十年来他们会定期报告自己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情况。他们发展得相当不错：约44%的人拥有博士学位(普通人中比例仅为2%)；他们的收入中值达到80,000美元，约为同龄美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有两位当年的天才儿童现在是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现江郎才尽的现象；他们天赋超常，而且在不断前进。
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些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部分原因则是，我本人就是研究对象之一。12岁时，我在SAT数学测试中得了满分800分，语言部分得了680分，于是加入了范德堡大学这项长期性研究的数据库。现在我是终身数学教授，还是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家，我的职业与标准化测试所做的预测一致：这是此项研究的另一大成功之处。
但问题在这里：天才并不是一个数字。我们不可能依据孩子10岁时的词汇量来预测他们未来能否成为出色的小说家。如果你以为能以这种方式预测数学和科学成就（就像证明黎曼(Riemann)猜想和SAT数学得10万分差不多一样），那你对科学以及科学工作者所面临要求的认识就太粗浅了。“天才崇拜”往往低估了努力奋斗与持之以恒（如今心理学家喜欢把它们称为“坚毅”）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创造力、洞察力和鉴赏力了，如果没有这些，其他所有长处都可能会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项目上。
从零散的中学里挖掘出未来的大科学家是很难的，也许根本不可能。卢宾斯基博士有关天才儿童长大后情况的报告不叫《天才儿童成年后是什么样？》 (What Happens to Child Prodigies as Adults)，而是叫《谁成了顶尖人才？》(Who Rises to the Top)。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回答后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13岁时在SAT中获得超高分的孩子取得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普通美国人的20倍；让我们做个夸张的假设，假设我们取得卓越科学成就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100倍。既然我们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仅为万分之一，那么仍有99%的科学成就是由没能早早拿到天才俱乐部入场券的孩子取得的。并非所有谜题都会由我们这些天才来解决。多数天才儿童确实非常成功–但多数非常成功的人早年并不是神童。
这对天才儿童本身来说也是艰难的一课。我们会很自然地相信，在数学竞赛领奖台上站在自己旁边那个刚到青春期的孩子是最出色的，是真正重要的人才。而我们这些“童星”总体而言也确实做得非常不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开越多地看到世界上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并不是像天才小医生杜吉-豪瑟(Doogie Howser)那样的神童；他们并没有在数学奥林匹克(Math Olympiad)中取得过骄人成绩；他们也没能挤进精英大学核心圈。13岁时的我并不理解世界是这样的，这让我羞愧难当。但当别人不断对你说你最出色时，你就会开始相信自己的确是最出色的。
在教数学的过程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是看到我的学生受“天才崇拜”打击。这种崇拜告诉学生，除非你是最出色的，否则搞数学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那些拥有特殊天赋的极少数人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但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其他任何科目。我从来没听哪个学生说：“我喜欢《哈姆雷特》(Hamlet)，但我其实不适合读大学英语先修课程–坐在前排的那个小孩能背诵一半的戏剧，他7岁就开始读莎士比亚(Shakespeare)了！”篮球运动员不会因为有一名队友比自己强就退出。但我每年都会看到年轻数学家退出，因为有人在他们视野所及的圈子里看来比自己“强”。
数学家的流失并不是唯一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数学专业的人从事数学家以外的工作–更多主修数学的医生，更多主修数学的高中老师，更多主修数学的公司高管，还有更多主修数学的参议员。但如果不抛弃只有天才儿童才值得去学数学这种定式思维，我们就无法走到这一步。
我们存在一种误解，以为数学的发展是由天生智力居于前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推动的，以为他们为其他人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但在现实世界中，数学其实是一项需要人们共同奋斗的事业。尽管我们会把殊荣授予那个为拱门砌上最后一块石头的人，但每一项进步都是无数人运用聪明才智，为共同目标奋斗的结果。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说：“发明电报需要一千人的努力……但荣誉只属于最后一人，我们会忘掉其他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陶哲轩(Terry Tao)是菲尔兹奖(Fields Medal)获得者，这是授予年轻数学家的最高荣誉。他曾写道：“如今我发现，数学研究的进展是在直觉、文献和一点运气的引领下，通过共同努力，自然而然取得的，这一现实比我当学生时所怀有的一种浪漫想象–数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一些罕见‘天才’的神秘灵感推动的–要让人满意得多。”
说陶哲轩和像他一样的其他超常儿童是天才并不能算错。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取得了天才的成就。天才是指世界上出现的一类事情，而不是一类人。(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