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巴尔干半岛的小城萨拉热窝，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夫妇。当时，人们为此感到震惊，但并不特别担心。在之前数年中，就已不幸地发生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意大利国王、两位西班牙首相、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都未能幸免。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重大危机。然而，就像一粒石子有时能引发山崩那样，萨拉热窝刺杀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使欧洲在五周之后陷入了全面战争。
当时，在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领导下的美国打算远离这场冲突，因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但在1917年，由于德国潜艇攻击了美国船只，再加上德国政府试图鼓动墨西哥入侵美国，美国公众被彻底激怒。威尔逊悲痛地请求国会宣战。美国的资源和人力让战争的天平倾向不利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同盟国(Central Powers)的一边。1918年11月11日，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Great War)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冰冷的数字揭示了战争的可怕：超过900万人阵亡，受伤人数是阵亡人数的两倍，阵亡者中有儿子、丈夫和父亲，也有技术人员和有才华的人。法国和比利时北部的一块块墓碑以及遍布美国的战争纪念碑见证了5.3万名美国士兵阵亡。在这场战争中，还有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无论是因为饥饿、疫病还是暴力。此后，随着枪炮声消退，一场致命的流感疫情袭击了人类。在返回家园后，军人们不经意间将这种病毒带到了世界各地。估计有5,000万人死于这场疫情。
如今人们所熟知的欧洲和中东的政治疆界的划分依然反映的是这次战争结束后达成的和平协议。疆界划分的结果是俄国和德国的面积缩小，由多国组成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瓦解。新的国名出现在了地图上，例如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
更加难以确定和估量的是这场战争带来的长期后果，涉及政治、社会以及道德各方面。冲突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变化。政府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控制权力，而且从那时起从未完全放弃过这种权力。旧的政权瓦解，新的政治秩序取而代之。在俄国，沙皇专制被共产主义替代，这一变化给那个世纪剩余的几十年带来了深远影响。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到今天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新的政治理念也得到传播。美国总统威尔逊讨论了民族自决以及维护世界安全促进民主的问题。他希望成立一个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而在俄国，列宁(Lenin)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则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设想：创造一个没有国界或阶级的世界。这些相互抵触的观点后来引发了25年前才刚刚结束的冷战(Cold War)。
在1914年之前，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但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俄罗斯当时的增长率能与20世纪60-70年代的亚洲四小虎相媲美。俄罗斯还是欧洲主要的食品和粮食出口国，而且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进口机械。当时的俄罗斯也在建立公民社会制度，包括法治和代议制政府。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俄罗斯或许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因为战争，俄罗斯的旧秩序轰然瓦解，布尔什维克发动了一场政变。苏共使俄罗斯人民乃至全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其残余的影响也在普京(Vladimir Putin)的腐败及独裁政权中显而易见。
一战也破坏了欧洲政治发展的其他选项。旧的多民族帝国确实有自己的问题，但能让本国疆土内的各民族人民相对和睦地相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在试图找到办法，来满足不同民族对于更多自治权的要求。如果没有一战导致这些帝国最终土崩瓦解，它们能够取得成功吗？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自一战以来，全世界就一直在遭受种族民族主义带来的暴力和恐怖。
1918年停战协定结束了这次规模巨大的冲突，但同时也为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冲突打开了大门。丘吉尔曾把这一系列战争称为“侏儒们的战争”。互相对立的民族团体试图争取独立，拓展自己的疆域，但这一切都是以牺牲相邻区域的利益为基础的。波兰人与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捷克人开战，罗马尼亚又入侵了匈牙利。而且在各个国家之内，欧洲人也在互相战斗。1918年的头几个月，有3.7万名芬兰人在一场内战中死亡。在俄罗斯，到布尔什维克最终战胜多个对手时，已经有多达100万名士兵死亡，而死亡的平民数量则更多。
这场战争令欧洲社会备受蹂躏。在大致还算和平的19世纪，欧洲社会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思维，即和平才是常态。而在1918年之后，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惮于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从政治刺杀到街头暴力，再到以极端方式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对极右还是极左，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的种子在1914年之前就种下了，但需要一战来为这些种子施肥。
这场战争削弱了欧洲对现有秩序的信心，从而为极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助力。很多欧洲国家不再信任那些让他们陷入这场灾难的权贵阶层。德国和奥地利的君主也被推翻，随之出现的是步履蹒跚的共和国。假以时日，新秩序或许会成功地获得合法性，但时间正是欧洲和世界所没有的东西。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令欧洲各国的新政权纷纷风流云散，就连那些实力最强的民主国家也遭到削弱。
一战使得许多欧洲人对自己的社会彻底感到绝望。在1914年之前，因为欧洲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统治着世界，欧洲人可以为欧洲的权利和繁荣感到骄傲。他们可以夸口说欧洲文明是最优秀的。而现在给欧洲人剩下的是一个已经耗尽了财富并且已经变得疲弱的支离破碎的大陆，欧洲受到的伤害也许是致命的。正如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在1922年说的，欧洲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被破坏，而不是那些可以更新的部分。
人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比例锐减，夜总会却充斥着可以负担那里消费的人们。可卡因不再是一种药物，而是成为了和酒一样的消遣性药物。在一战之前，新一代作家和艺术家就已经开始嘲笑旧的古典传统，并且开始创造他们自己新的传统。如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立体主义混乱的观点，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等新作曲家创作的无调性曲子，庞德(Ezra Pound)或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实验派诗人和散文作家似乎很有预见性，这些新的艺术形式捕捉着这个破碎世界的现实。
在欧洲人开始解决自作自受的恶果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总结自己获得的经验。欧洲各个帝国号召它们的殖民地为战争出力，但这样的做法却加快了殖民统治的终结。欧洲各国一直以来依靠的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即被统治者认同(或者至少不会强烈质疑)殖民统治者比自己更加文明和先进，因此有权进行统治。
来自非洲、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士兵亲眼目睹了欧洲统治者的德行。欧洲人相互争斗时的挥霍、混乱和残暴以及他们在许多场战争中体现的无能都击碎了欧洲人天生优越的古老传说。这些殖民帝国到处都掀起了坚定而急迫的民族运动（通常由那些曾参加过战争的人领导），结束了殖民帝国的统治。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曾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中组织救护队为英国人效劳。但一战之后，甘地却领导一场运动将英国人赶出了印度。
1918年的停战也造就了当今世界仍在面临的一项挑战，即如何以不制造新冲突的方式结束战争。一战没有直接引发二战，但它却创造了使二战成为可能的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以不加报复的方式实现和平，并创造一个各国为共同利益团结起来的世界；但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等他的对手却认为，只有对德国及其盟友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础。这些人可能是对的。1918年后，德国右翼精英和许多普通德国人无疑说服了自己–德国没有真正输掉一战。
事实上，1918年夏，德军就在战场上被打败了，在其盟国逃离后，惊慌失措的德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柏林平民政府请求停战。不过，一战在德国遭入侵前结束了，因而很少有后方的德国人直接经历了战败。德国军队很有秩序地回到了本国。德国总统当时说，“欢迎你们这些未被击败的战士”，包括德国将军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在内的最高统帅部成员忙着散布恶意的神话：国内的叛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在背后捅了德军一刀。
因此，德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不合法。该条约将一系列惩罚强加给德国，从割让领土到赔偿战争损失。取消《凡尔赛条约》的承诺成了纳粹吸引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威尔逊政府担任海军部次长的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下定决心，这次不应再让人们对战争结果存在任何疑问。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政策是直截了当的“无条件投降”。
一战后达成的和平和解甚至在胜利的一方也孳生了怨恨。意大利人抱怨这是一种“残缺的和平”，因为他们没能获得希望得到的所有领土。和希特勒一样，墨索里尼也轻而易举地利用了大众的不满帮助自己和他的黑衫军走上通往权力的道路。法国人认为自己牺牲的太多，这个国家在战后失去了40%的工业产能，在所有大国中死伤人数比重最高，得到的好处却微乎其微。位于法国东部的德国受到战争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德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人口也更多。
英美两国曾向法国承诺，保证法国不会受到德国的攻击。但事实很快证明这样的保证毫无价值。法国因此开始在中欧寻找盟友，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的实力都不足以和德国抗衡。法国和别国结盟的尝试只是导致德国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包围。至于英国，由于战争耗尽了他们的资源，管理自己庞大帝国的麻烦就已经够多了，因此英国撤了出来，就像这个国家以前在欧洲大陆遇到复杂情况时经常做的那样。
在远东地区，日本(协约国成员)的民族主义者感觉他们的国家被利用了，然后又被“白色”大国所嘲笑，它们拒绝将种族平等条款写入《国联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这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道路，并最终在珍珠港(Pearl Harbor)与美国为敌。
对未来世界走势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失望越来越大。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它向西方战线供应了超过100,000名劳工，其中有两千名劳工死后被埋在了法国。但当世界大国在巴黎召开会议时，它们没有给中国最想要的东西–德国在中国山东省掠夺的领土及特权，而是将它转手给了另外一个协约国日本。这就是自私的强权政治：日本当时比中国强大，因此对西方更重要。
此举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中国主要的自由主义者放弃了西方和西式民主。“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国家仍是自私的军国主义国家，”一名学生示威者称。似乎是命中注定，另外一种模式出现了：在俄罗斯，新诞生的共产党领导人承诺建立一个新的、更公平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编者注：作者原文为1920年)，许多曾经在1919年参加反西方示威游行的人成为了共产党员。这种巨变带来的影响今天依然存在。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在与逐渐衰落和分裂的欧洲争夺世界领导权。随着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金融主导力在战争期间已跨过大西洋从伦敦转移到纽约。在其他方面，美国也强大得多。这场战争推动了美国工业发展，加快了美国经济实力向外交和军事实力的转变。到一战结束时，美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黄金储备来支撑美元。美国的海军可以与当时全球最强的英国海军相媲美。
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也就是既不同于又好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感受，也得到了巩固。正如威尔逊所说，美国是一种理念，美国是一种理想，美国是一种愿景。在1917年4月请求国会对德国宣战时发表的伟大演讲中，威尔逊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想从这场战争中为自己捞到什么，美国的目标是打败军国主义，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威尔逊反复表示，他会尽最大努力使国际关系远离欧洲大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那种秘密外交和交易，在他和许多美国人看来，正是这种秘密外交和交易导致了一战的爆发。美国以一个“伙伴”而不是“盟友”的身份加入了这场战争。其参战的目的不同于欧洲国家，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或其他战利品。
美国代表带着对旧欧洲的蔑视和道德优越感出席了战后和平会议。在事实证明实现和平困难重重后，美国人的这种感受却在增强。威尔逊与其对手之间漫长而激烈的较量导致美国国会拒绝加入新成立的国家联盟，并使那些希望美国远离海外纷争的人受到了鼓舞。
随着战后遗毒在欧洲层出不穷，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愤怒，并感觉被诱骗进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使得美国在20、30年代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这再次带来了危险的后果。它留给了我们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答案：如果当初美国加入了国家联盟，与其他民主国家共同对抗咄咄逼人和非民主的势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就可以避免？
诸如此类世界可能有不同走向的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都是被热议的话题，人们也因此对一战有着永恒的兴趣。这并不仅仅是历史兴趣，通过一系列的黑白照片向人们展示陌生人的故事。我们仍然生活在一战所带来的影响之中，同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世界该如何应对那些领导人野心勃勃的国家？今天的俄罗斯即是当年的德国。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社会，当年是欧洲，今天是中非，中东和阿富汗。
在萨拉热窝街头发生暗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事件过后一个世纪，回顾一战依旧能够帮助我们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