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聚会，最有趣的是回忆各自得意的经历。
S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谈锋极健，率先讲述了他一家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与棕熊的密切接触。那天，他们开车进入棕熊出没的地带。按规定是不准停车的，必须边行使，边观看才安全。但他一见到棕熊就忘了规定，停下来观望那缓缓移动的小山丘，生怕开过去就看不见了。熊的棕毛虽然粗砺，但在阳光下，它慢慢走动时，肌肉在厚厚的皮下游动，让毛皮滚出波浪，一明一暗，反射着阳光，刚劲中展现出一种柔美。
S君看呆了，好一阵，才想起照相。正拿相机呢，没料到另一头熊已经从后面过来了。不愧是猎手，那么大个家伙，爬过来竟然毫无声息。S君只觉得左边突然暗了，紧接着，就是玻璃的破碎声。只见这头熊立着，一巴掌就把车窗击了个粉碎。大脑袋随后也进来了。S君吓坏了，但头脑还清醒。他屏住呼吸，一心希望传说的熊不吃死人是真的。车里其他三人也吓傻了，大家都一动不动。也不知等了多久，只觉得那是一生中最长久的等待……与此同时，园林警察从后面赶来，手持长杆电棒驱赶那头熊。显然，熊还是怕林警的，没等他动用武器，就匆匆逃窜了。
“熊身上什么味儿？”我问S君。“不知道，我当时不敢喘气，也不敢吸气。”熊走了，我也很快开走了。吓得我们，什么都忘了。但事后想起来，还挺得意的。有谁跟熊有如此密切的接触，还能活着回来讲故事？＂
W女士上大学时曾有一年多是我同桌，后来她成长为保险业的强人，行业内没有不知道她的。有一次回国我跟她开玩笑，打电话时称她W总，她也习以为常地应答，直到听出我是谁，立刻破严肃为惊喜。我真想去她们公司看看，当年那个温婉腼腆的姑娘如今是怎么发号施令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远在她成为W总之前，86年在英国受训之时，就作为业内的杰出代表受到了女王的接见。那年头，她也没什么好衣服。得知要觐见英国女王，也不能给中国丢份不是？她跟左邻的老太太借了件旗袍，跟右舍的小妹妹借了串项链–接受莫泊桑笔下玛梯尔妲的教训，从一开始就弄清楚了那项链是假的，塑料做的，万一丢了也赔得起。练了练如何行屈膝礼，就上阵了。临行前，突然得到领导的通知：不许行屈膝礼。咱们又不是英国的臣民，给她行什么礼？握手！
我看了她那录像，人家都屈膝矮下去，只有W女士，略微点头，还是比女王高点儿，握了握手，寒暄两句。我问她说了什么，她说无非就是几句客套话和鼓励而已。这也不简单呢，我们那三个班五十多个英语专业的同学，还有谁跟英国女王搭过讪啊？她记得女王带的钻石项链也是绕脖子仨圈，跟她的塑料珠子一样。不一样的是，女王那串链子晶莹剔透，在灯光下耀人眼目。我说：“没关系，没人会注意你那串假珠子。再说了，就算你戴了串真的，那三大圈，人家也会认为是假的。女王即使戴了串假的，大家也一定认为是真的。”W女士跟我击掌道：“可不是嘛！我还听说了，女王有替身，代她老人家接见我们这类小人物。我见的那位，没准就是假的。”她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隐约看到一点W总的气势。
H女士在北大当教授，但绝非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呆子。她一身正气，嗓门洪亮，特爱维权。我在海外年月呆久了，听了一阵才明白，在大陆说“维权”，通常的意思是眼里不揉沙子，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低质量的服务，敢于投诉，而且她还敢为旁人伸张正义。一次，她去深圳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在飞机上同一排隔着过道坐着一位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男子。六十来岁了，梳着溜光的大背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半像领导，半像学者。空中小姐来送饭时，他想要两份。小姐告诉他，飞机上的份饭比座位略多，但多得有限。小姐请他先吃着，等她们送完了份饭，如果有多，就给他送来。他默默地吃着，没说什么。小姐们继续送饭。大约两分钟后，他突然大骂：“你混蛋！”声若洪钟，机舱里的人都听见了，诧异地望着他。只见他双眼冒火，怒不可扼，用更大的嗓门追骂了一句：“你混蛋！”那小姐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色苍白，泪水在明亮的大眼睛里转了两圈，夺眶而出。H女士看不下去了，严肃地大声责问：“你怎么张口骂人呢？有话好好说！”她的音量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气势威严，一下就压倒了对方。全机舱的乘客都看着他们，鸦雀无声。
乘务长来了，那男乘客说他块儿大，需要两份饭，但小姐不给，却给了另一个身材比他矮小的乘客两份。乘务长调查后告诉他，那位乘客是自己拿的额外一份，不是小姐给的。飞机上有规定，只有在所有乘客都得到份饭后才可以给乘客加餐，希望他理解。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小姐给他送来额外一份。“下飞机时，”H女士说：“空中小姐们格外热情地跟我告别，感谢我仗义执言。我心里暖洋洋的。”没想到的是，那男乘客竟然也去参加同一个学术研讨会。他是某师大经济管理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还要作主题发言。“瞧他那副伪善的面孔，”H女士愤愤说道：“我当即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了会场。”
C女士中学毕业，刚分配到一家工厂后不久，就让领导选中受训当护士。那年头，中国缺医少药，护士在很多地方就是半个医生，当时的称号叫赤脚医生。不过，她是在北京工作，无须赤脚下田。穿着白大褂，在医务室里给人们打针、发药，令那些干体力活儿的新工人颇为羡慕。一天，一位中年工人捏着血呼呼的左手就来了。他疼得龇牙咧嘴，满脑门直冒冷汗。敢情他不小心，让剪板机把大拇指齐展展剪下去一截。好在他还挺清醒，把剪下去那一截找到了，攥在手心里带到了医务室。医务室里就俩护士，另一位岁数大些，但胆儿小，检查清洗伤口时就直哆嗦。她们虽然不是医生，但一看那伤势，没伤到骨头，知道越早缝上，拇指越有成活的希望。要是花两小时送他上医院，可能就晚了。年长点那位护士问C女士：“你敢缝吗？”C女士说：“我那时候还不到16岁，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勇气，斩钉截铁地回答‘敢’。”她们把月牙针消了毒，纫上线，C女士一针一针地缝，越缝越利索，越缝越匀称。另一位捏住对齐的两截拇指，看着血往外冒，越捏越哆嗦……
C女士讲得生动，把我们带到那严峻的情势中。“你们看清楚了没有？”我插了句嘴：“别让人家指甲盖朝下啊。”大家笑了，气氛稍微轻松了点。C女士接着讲，“半个多小时后，终于缝完了。血也不流，不渗了。大拇指整整齐齐的，要不是那些线，看不出来是缝上的。但指尖那一截颜色黑紫，是否能够成活，她们没有把握。”之后，每天都要给他检查，用酒精消毒。一周后，一个小红点出现在那黑紫的指尖上。渐渐地，那红点扩大了，而且又出现了一个红点。几周后两个红点连成了一小片，而且又多了几个红点。两个多月后，指尖完全恢复为肉红色，成活了。看着C女士温文尔雅的样子，我简直难以相信她曾经那么生猛。
L女士的变化更惊人！她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商场当售货员，卖副食。我们都是在机关大院长大的，从未见过社会上“没毛大虫牛二”那类泼皮。她更是个文静的小姑娘，连那句国骂都很少听到。那时候物资匮乏，街道上的大婶大妈能为半两芝麻酱把你祖宗三代都骂遍了。打酱油能在瓶子上画个道，差一毫米就敢跟你玩命。好几次，他们不堪入耳的叫骂和雷声大，雨点小的撕打吓得她藏到柜台底下。文革后，她考上商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经理。他们越做越大，收购了一家年年亏损的著名工艺品公司。“著名的工艺品公司还亏损？”我好奇地发问。“再著名也架不住贪呢！”她回答：“先前那个总经理，今儿给这个一件玛瑙，明儿送那个一件翠玉，好处都让他捞走了。下面的经理也没完没了地小打小闹着，多大的家当也禁不住那么折腾啊。能不亏损嘛？”
先前那个总经理特别横，公司都被收购了，还不肯搬出他那间办公室。他加了把锁，还放了话：“谁要敢撬门，动我东西，就叫谁好看！红道上打官司，黑道上打冤家。老子官场上，江湖上都有人。”董事会没有人敢得罪他，任命L女士当了这家工艺品公司的总经理，让她自己对付那泼皮。交接大会那天，她做就职演说，没拿稿子，也没有套话，说的全是老百姓的通俗语言：
“今天，咱们这公司换主儿了。股东们怎么谈的，跟咱们没关系，反正他们达成了协议，把这公司卖了。卖了多少钱跟我没一毛钱关系，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谁要是不满意，也晚了。所有权已经转手了，新的董事会委任我来当总经理。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临危受任，当你们的头。你们也知道，咱们这公司这些年年年亏损，发工资都困难，更别提拿奖金了。我以前领导的部门没有一个亏损的。我打算一年之内改变现状，让你们拿到奖金。”霍！大伙儿这通鼓掌，我讲了几条大的措施，又接着说：
“我自己也打算拿到董事会设立的转亏为赢的奖金。谁不喜欢钱呢？我跟钱也没仇，可是咱们当头儿的，不能发歪财。谁要是搞歪门邪道，打我这儿就过不去，我自己呢，大家监督。要是贪污一块钱，你们就把我废了；我要是发现有谁贪污，也绝不留情。大伙跟着我好好干，咱们一块发财。可谁要是跟我犯幺蛾子，让公司受到影响(她一拍桌子)，我就把谁给开了。我可是售货员出身，什么没见过？我怕什么？前总经理不是悄悄地放话了吗？不准动他东西，要不就什么红道黑道的。我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丑话先说在前面，你们转告他，三天之内把东西搬出去。要是不搬，我就让人撬锁，把他东西扔垃圾桶里。打官司？我怕他，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他早该腾空了。打架，来吧。谁敢打我一下，我这辈子就吃上他了。散会！”后来的事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前总经理服软了，公司盈利了，而且创立了名牌。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时，L女士带着面人和剪纸大师去钓鱼台宾馆做技艺表演，她们还合了影。
我没有讲自己最得意的经历，在此补上吧！我曾在一家电话翻译公司工作过。我们的原则是当传声筒，一种语言进耳朵，另一种语言出嘴巴，忠实地传递信息，不得有任何增减。即便客户有不懂之处，也要等他们自己问，不得自行解释。一次，旧金山一家医院打来电话，说有位中国海员与他们交流有困难，需要我来翻译。那海员一上来就说，他那点小病，没什么了不起，医院给他开了药，他一定按时吃。但他必须出院，去向船长报到。医生说他得的是疟疾(Malaria)，问他去过什么国家。他把一路经过的国家捋了一遍，其中有个非洲国家。这就对了，大夫说，他的病一定是在那里感染上的，疟疾在其它地方都绝迹了嘛。“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大声抗议：“我按时吃药就是了，你就让我出院吧，我今天必须向船长报到！＂
显然，他根本不知道疟疾是什么，还要去船长那儿报到，不好好治疗，就可能到阎王爷那儿报到了。可医生跟他怎么也说不通，一个劲地给他讲治疗方法和过程。他觉得完全是多此一举，根本没必要。我明白，医生以为他知道疟疾是什么病，他以为医生在吓唬他，想多收点住院费。虽然我们有工作原则，但此刻我认为人命关天，不能再死守规矩了。我对医生说，他不懂疟疾是什么，我是否可以向他解释一下？大夫同意了。我给他讲了疟疾的厉害，他这才明白，开始害怕了，又反复问医生他能否治好，会不会死。大夫安慰，鼓励了他一番，但始终没有许诺他什么。不知是真没把握，还是怕他又吵着要出院。最后，医生感谢我，还告诉我先前有人给他翻译过，但这病人就是不明白。我心说了，没准那翻译也不知道疟疾是什么病。有过先例呀，以前有位仁兄曾把脑膜炎翻译成感冒，症状都差不多嘛。幸亏有监听的质量检查员，知道Meningitis是脑膜炎，才没耽误事。还有一捷克语翻译，把贫血Anemia翻译成了白血病Leukemia，把病人吓得半死。我无论是当教师还是作翻译，从来都见不着自己工作的直接效果。但这次，我知道自己救了一个人，感到很自豪。我也体验了一句老话：你必须守规矩才能做好工作，但必须打破常规才能干得漂亮。(作者：廖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