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传统社会，这一问题易于解决，精英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拥有对大众的领导权，是大众理应效仿的对象。但是在民主社会，精英在政治上有赖于大众的选票，大众在文化上并没有义务效仿精英，两者之间的关系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呢？
2012年的美国畅销书《走向分裂：美国白人的国家1960-2010》(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就是探讨这一话题的重要著作。作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生于1943年，长期供职于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虽然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主流学术界并不承认他是严肃的学者，而是将其视为富于煽动力的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特点是总能选准时机，抛出爆炸性的研究成果，引发美国公共舆论的大论战。
1984年，默里出版了《失去的基础：美国社会政策1950-1980》(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严词抨击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福利政策。此前学术界对福利政策的批评仅仅是认为其缺乏效率，默里却宣称这些政策本质上就是有害的，理由是它们虽然短期而言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条件，但却助长了他们放任自流的生活态度和对救济的依赖性，长期而言会让穷人更加贫穷。此书问世之际，正值里根成功连任总统，它为里根政府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政纲提供了一套新颍的道德辩护。
1994年，默里和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书中宣称，许多旨在帮助底层百姓的政府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忽略了这些人的低智商。智商是天生的，在不同种族中的分布是固定的，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无关。黑人的智商总体上比白人低，这是他们不如白人成功的根本原因。许多学者批驳两位作者的高论是种族主义的翻版，其研究方法也是先设定结论，再曲解数据。不过这并不妨碍此书巨大的宣传效果，很多右翼白人读者在阅读此书以后，益发坚信下层黑人的生活窘境纯属“自作孽，不可活”，根本不该由政府花钱救济。
然而，在《走向分裂》中，默里却将火力对准了白人劳工阶级。由于美国历史的独特性，白人劳工阶级长期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如今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无产阶级化”了。2012年，在4,600万依靠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中间，大多数是白人劳工及其家庭成员。
对于最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存在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美国牺牲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付出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向好逸恶劳的底层民众提供各种免费午餐；另一派认为，美国牺牲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付出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向为富不仁的顶层精英提供各种免费午餐。近年美国民间兴起的两大政治运动，茶党属于前一派，“占领华尔街”则属于后一派。
默里无疑属于前一派，他完全无视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结构、全球化和产业转型等因素对劳工阶级的影响，一口咬定这一阶级的“无产阶级化”主要源于其自身的道德滑坡。默里在书里梳理了大量数据，旨在论证：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白人劳工阶级逐渐丧失了四种主要的美国传统美德–勤奋、诚恳、忠于婚姻、宗教虔诚。他们变得越来越游手好闲，爱耍滑头，离婚率高，远离教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诱人饮鸩止渴的福利政策的后果。
默里声称，在当今美国，社会顶层5%精英群体的自由派立场，正在纵容白人劳工阶级的道德滑坡每况愈下。这一指控本身就有漏洞，因为美国社会顶层5%精英群体里有很多是保守派的旧式精英，只有那些凭借自身智力优势而崛起的新式精英或许才倾向自由派–没错，默里说的就是这些人。有必要指出，他们主要是白人。
默里延续了在《钟形曲线》中对智商的推崇，认为新式精英的高收入来自其高智商，而新式精英之间的通婚又会使高智商代代遗传下去。默里进而赞许新式精英不仅智商高，而且工作勤奋，处世诚恳，离婚率低，常去教堂，继承了美国赖以立国的传统美德。这在和白人劳工阶级对比时尤为明显，例如，从1960年到2010年，顶层5%精英群体的离婚率从1%上升到了6%，而白人劳工阶级的离婚率从4%上升到了35%。
有论者质疑，默里只看见了劳工阶级的“游手好闲、爱耍滑头、离婚率高、远离教堂”，却无视精英的贪婪。不过，对默里来说，贪婪并没有罪，反而是资本主义强大繁荣的动力之源，游手好闲才有罪。
默里相信，高智商的新式精英及其后代将会长期稳坐美国上层阶级的宝座。惟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们的自由派立场。默里说，新式精英自己高智商，守规则，所以正确地觉得福利政策并不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他们却错误地以己度人，认为福利政策也不会对其他任何人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他们了解那些劳工阶级的普通人是何等冥顽不灵，他们就会明白福利政策是多么有害，会让劳工阶级更加道德滑坡，最终导致更深的贫困。
默里的解决方案是，新式精英应该向劳工阶级“宣扬你所实践的”，教化劳工阶层像他们一样，重新树立美国赖以立国的传统美德。换言之，新式精英应该在美国社会确立文化领导权。这番论述不免让人联想起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只不过，孔子主张“君子”向“小人”教化宗法社会的纲常伦理，默里则要求新式精英向劳工阶级教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伦理–这是否过于一厢情愿了？
有论者指出，默里的真正目的其实并不是拉近白人精英和白人劳工阶级的距离，而是另有所谋。美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决定性的转变，再过几十年，有色人种将成为多数，而白人将成为少数。此前共和党的选战策略是尽可能多赢白人的选票，即可保证多数，这也是默里当初撰写《钟形曲线》，强化白人群体认同的原因。但是这一策略未来将不再奏效，即使得到全体白人的支持也未必能赢得选战。因此默里转变态度，摒弃失败的“劣质”白人劳工阶级，确保“优质”白人精英长期拥有领导权。
然而，让少数白人精英长期拥有领导权，显然有悖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移民国家属性。要想在美国建立“上智”对“下愚”的领导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年来美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有人为此铺设道路。
一个例子就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此书宣称，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只有那些“有水准的选民”才适合民主制度，因此需要减少民主的量而增加民主的质–这无疑是在暗示“精英统治”。
与默里不同，卡普兰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是他确实和默里遥相呼应。默里把“智商”当成惟一标准，抨击黑人和劳工阶级的低智商，卡普兰则把“理性”当成惟一标准，抨击选民的“理性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卡普兰也承认，默里是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尽管《走向分裂》是一份“选择性失明”的意识形态宣传品，但是不可否认，它揭示了当代美国精英与大众的严重隔阂，这是无法通过福利政策消除的。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