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庆日，香港铺天盖地挂满五星红旗和宣传标语，学生也被动员庆祝。BBC中文采访多名中小学教师及专家学者，了解“国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如何改变学校，长远能否改造香港人的思想。“开学不够一个月已经很疲累，爱国成为了新的KPM(表现评量)，大家都要跑数(跑业绩)。”资深中学教师梁老师对BBC中文说。她在港岛传统名校任教多年，现职副校长，9月开学後除了一如以往的繁重教学工作外，今年多了一项任务——找学生参加爱国活动。
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前夕，港府宣布以“爱国、爱港、爱社区”为主题举办一系列活动，全港中小学都收到教育局通函，被要求应鼓励学生参加校外国民教育活动，与社会各界“共同营造热烈的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梁老师说，9月第一个星期收到排山倒海的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组织、校长会和学校联会，希望每间学校派出几十名学生出席各类活动，在活动中表演、摆摊，甚至是凑人数拼出祝贺字句。“那些团体要营造歌舞昇平的气氛，需要大量人手，而学生是最容易动员的。”
她任教的中学是教会学校，立场较为开明，不会强迫学生参加校外活动，但教师有“交人数”的硬任务，夹在中间很为难。“有个活动要交50个人，限一星期内回覆，我发出了很多电邮邀请，还针对性地问本身有亲中背景、读中史科、在升旗队的学生，但回应率很低，出尽全力才凑到20人，压力很大。”一些立场较亲北京的学校，则规定某些年级的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在荃湾区中学任职助理校长的冯老师说，他学校中二、中三全体学生都要出席。“校长在区内有一定地位，必须去‘交功课’。”
年年增加的“重要日子”
除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日，校内爱国活动几乎全年无休。香港在2020年实施《国安法》，2021年教育局全面整顿教育界及推行“国安教育”，现时全港中小学须在每个上课天升挂国旗，以及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和奏唱国歌。学校还要根据当局制定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在“重要日子”进行指定活动，而年历上的“重要日子”逐年递增，由2021年最初版本的13个，增至2022年的18个、2023年23个、2024年27个。根据记者点算，全年仅11月份没有“重要日子”。“每年打开教育局传来的年历， 都发现清单又变长了。”中学副校长梁老师说。“重要日子一年比一年多，我们要准备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本学年的“重要日子”种类繁多，除了农历新年和中秋等传统节日，还有涉及“党国”的国庆日、国家宪法日、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国安法颁布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另有大量抗战相关日子，例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以及中央政府订立的全国性日子，如“五四”青年节、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生态日等。被问到制定有关年历的目的和每年增加“重要日子”的原因，教育局向BBC中文表示，此举“支持学校全面有系统地规划和推行国民教育，为学生举办更多元化、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纪念庆祝活动，弘扬和传承优良中华文化及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根据规定，学校须在上述日子透过“国旗下的讲话”分享国家新近发展和中华文化等。“国旗下的讲话”是中国自90年代起在大陆各级学校推行的模式，校内党政人员、优秀教师或学生在升旗礼后发表讲话，藉此增强爱国心，这套模式近年引入香港。在直资英文中学负责国民教育的欧主任表示，现时几乎每周都有“国旗下的讲话”，有重要日子就把讲话调整到符合主题，具体内容由学校自行决定，“但一定不能漏掉”。在另一间九龙区中学任教中史科的莫老师说，教育局近年会问学生和家长是否满意学校的国民教育程度，令学校很紧张，“所以现在我们很刻意在这些场合拍照打卡，放在网站上，给外界看我们有做事”。任职九龙区小学的刘校长形容，如此频繁的“重要日子”像是一种监管，不断提醒教师要教授国民教育。“现在整个教育界已经很入脑，所有老师都自动波，任何时候都可以讲出国教元素。”
“国安教育”下的政治冷感
在仪式上的新增要求外，校内课程内容也大幅改变，不断强调国家观念和国家安全，有受访教师对记者形容现时做法像“植入式广告”。任教初中数学的冯老师说，他讲到数学组合时，会先介绍中国古代皇帝“阴符”的密码系统，教授“毕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时则讲解中国数学家很早就发现该定律，名叫勾股定理。“实际教学内容和以前没分别，只是前面硬要加插一段中国元素做开场白，才进入正题。”任教初中世界历史科的潘老师就举例指，谈到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影响时，会藉此讲到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提醒学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教授香港历史时，强调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
教育局2021年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在15个科目内渗入国安学习元素，小学开始要培养国家观念和认识《香港国安法》，初中要学习国家安全的二十个领域，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等等。这是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他当时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亲自担任主席，表示“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负责历史科的潘老师认为，国家安全包罗万有，“二十个领域总有某个可以用”，融入到学科不太困难，但就增加了行政和教学规划的工作量，要构思如何在原有课程中插入国安元素。
在新界小学任教数学科的江老师则表示，新规定影响了本来已经紧张的课程进度，比如她要额外花一节课去介绍中国数学家，以及给学生玩有中国传统的七巧板。“其实有点牵强，小朋友也不会记得你讲过什麽，只觉得七巧板很好玩，但也要花时间去讲解，只为满足国安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本来强调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触觉的高中“通识科”被“杀科”，前特首董建华和建制派人士曾批评有关课程导致年轻人太政治化和上街抗议，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优化”措施，删改课程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社科)。新课程大幅扩大涉及中国和国家安全的部分，並規定学生在高中三年内须赴大陆交流考察一次，費用由港府全額資助。此外，该学科从大学公开试必修的重要考试科目，降格至只有“达标”与“不达标”评级。
不少受访公社科教师都表示，改革后师生都不再重视这一科，国家安全的内容只会照本宣科。任教传统名校的杨老师说：“学生都很聪明，给他们笔记自己回家看和背诵就可以了，上课不用特别教，他们也很识趣不会讨论政治。”公社科老师欧老师则表示，教授中国国情时只有好的一面，不会谈及政治改革、人权和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她反讽说：“贫穷问题？中国政府都宣布了全面脱贫，中国哪有穷人？”
曾研究公社科教材的香港都会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斯蒂芬·奥特曼(Stephan Ortmann)博士对BBC中文分析指，新课程灌输中国的成就，淡化历史和政治问题，合理化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藉此塑造“高压有助繁荣稳定”的观念。“为了促进对北京不加批判的忠诚，课程不再有辩论和批判性参与的机会，我认为这会对于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problem solving ability)产生重大影响，亦很可能会减低他们的政治意识。”事实上，有报道指连中国大陆学生都不喜欢这种政治教育。《金融时报》日前有报道指，在中国大学必修的政治课上，有四分之一学生打瞌睡，一半人忙于其他课业，有受访学生形容课程浪费时间。“我也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中国大陆人喜欢这种课，大多数人都不想谈论政治。”斯蒂芬·奥特曼博士说。“这就是北京想在香港达到的效果，令大家讨厌政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由知识到情感
经过三年国安教育，学生普遍对政治冷感，但仍未能让政府满意——官方现在希望注入新的热情，是对国家和党的情怀。教育局早前巡视到多家中小学後发表《视学周年报告》，批评学校师生唱国歌时“声线细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传媒时称，唱歌并非流于形式，而是为了“表达感情”，她以在教会唱歌及唱卡拉OK为例指“无声的都不算很投入”。任教小学的刘校长说，当局将国安教育内容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目前知识层面已足够丰富，就推进至情感教育。“由知识转为情感是最难的一步，要孩子们很爱、很热情地拥护国家，是另一个层次。”
教育局今年7月公布《小学教育课程指引》(2024)，强调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在操作上会以新推出的“人文科”作增润中华文化、国史及国家地理等元素，有系统地培养民族感情。初中方面，今年9月在中一级推行新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公经科)，新课程删去原属必读的“世界公民意识”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内容，新增“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济关系”、“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等，指引提醒教师有“一些课题不存在讨论或妥协的空间”，并要训练学生“爱国爱港爱家”。
在新界一间基层中学任职公经科主任的方老师表示，以往学生只需学习香港《基本法》，新课程下要同时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中国公民在《宪法》下的权利。她说触及到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敏感概念”时，只会按照经政府审查的课本讲解，不敢深入讨论。“例如讲到政治权利，课本会举例指中国有‘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徵集活动，证明中国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是很荒谬，我就照用这个例子，不会引导学生思考更多。”新课程还要求学生在中三时，学习“在中央国家机构的领导下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发展情况”，当中涉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老师坦言，她还有两年才要教授有关内容，暂时未仔细研究教材，“不会想得那麽远，到时煮到埋嚟就食(听天由命)，反正他要我教什么，我都要照教”。
但也许不用等两年后。教育局9月预告，将于10月中旬向全港校长派发一本《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鼓励与校内师生分享，并邀请各校长参加“交流会”，“以期深化校长的阅读体会，帮助他们加强校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卡耐基中国项目研究员庄嘉颖对BBC中文分析指，世界各国都有“爱国教育”、“国家教育”或“公民教育”，本质上离不开政治，关键是课程强调哪一种政治——民主国家强调“国”，中共模式则强调“党国”，把政党、国家、文化甚至种族结合在一起，爱国就要爱党。“以前香港教育重视普世价值，但短短几年间从‘国安教育’下强调国家，到现在‘爱国教育’下强调党国。接受这种思维模式的小孩，会把党国作为最崇高的政治价值，基本上与普世价值有直接冲突。”对此，香港教育局回覆查询时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让学生自幼认识国情及建立民族自豪感，是局方“应有之义”和重点工作。声明又指，“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在中国历史发展占重要角色，故让学生透过课堂内外学习，认识及尊重国家的执政党，是理所当然的”。
《爱国主义教育法》
教育局官方文件陆续出现“爱国主义”这个以往在香港的敏感词，并首度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该法律于2023年10月24日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虽不会直接在港实施，但有专设条款把“港澳台同胞”纳入其中。香港特首李家超随后在《施政报告》宣布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与国家法律对接。该部法律明确规定教育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和“革命文化”等。
此前，中国国务院於2019年11月公布《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工作方案，引述習近平指“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文件强调要在“共情”上下功夫，涵育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开展“青春告白祖国”和“共情共鸣”行动。中国事务专家、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中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用情感动员群众，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推动个人崇拜，曾让全国陷入政治狂热的状态，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回归理性务实，习近平上台后被指重燃文革之风。“首先因为现在的领导人从文革过来，以为这样能凝聚人民意志。第二是文革时要反美帝、反苏修，到现在依然有‘外国亡我之心不死’的威胁，要用外国的敌意去刺激民族情感。”他指出，尽管北京对外宣称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後已经从“由乱及治”迈进“由治及兴”，实际上中央领导人仍认为香港很乱。“他们处于严重的斗争思维里，觉得有很多外部势力威胁，要激发大家保家卫国。”
但爱国热情有多真诚？刘锐绍认为相较文革时期，中国人民的理智程度高了，这一套在大陆都效果有限，香港就更加难。“这种精神渗透了香港官场和建制圈子，他们学会了开会时展示出逢迎和表态式的热情，但学生不会像大人那么假。短期内小孩可以被训练到很机械式、对答式地爱国，在镜头前会说很高兴作为中国人，但那不是文革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感情。”
博物馆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不论真情或假意，相关政策还是在雷厉风行，而中共模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不限於校园内，也非常重视在校外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求学校要组织学生参观。在英文中学负责国民教育的欧主任，9月开学后收到教育局通知，要求她带团参观“国家安全展览”。“政府没有讲明要带多少学生，但也期望有100人，高中和小部分有兴趣的初中学生都有去。”展览设于香港历史博物馆，8月才刚开幕，进入展馆前罕有地要通过安检，进去后是巨大五星旗和中国国歌歌词，有一幅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展板。另有一段6分钟的宣传影片，讲述中共带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国安法实施后“国安港安”等。“影片的旁白和论述非常夸张，中共建国之后就突然跳到改革开放，我的学生读过历史，大家都忍不住笑。”欧主任说。
其中一个特别展区讲述2019年“反送中”运动，展板一面倒形容是“黑暴”、“港独”、“顔色革命”、“敌对势力与境内反中乱港分子勾连”等。欧主任说该场社会运动已是校内的禁忌话题，在博物馆公开看到“反而颇有趣”，她又指学生都经历过并了解真实情况，当天导赏员直接跳过有关展板，“不知道他觉得不值得讲还是怎么样”。该展览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目的之一是“激发市民的爱国情怀”，据悉展期未有定案，或会成为永久展览。BBC记者曾于周末前往该馆，现场所见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游客，来自深圳的陈小姐形容展览“很像重温一次以前上学的思想政治课”，她表示更希望了解香港本土历史，反问记者“真正的展览在哪？”。另有南美游客表示，本身不熟悉中国和香港事务，但“这很明显是政治宣传，只有一种声音”。
另一边厢，位于港岛筲箕湾山上的海防博物馆，9月被改名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特首李家超在揭幕典礼上表示，该馆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是青少年“学习先烈事迹、深化家国情怀等传统文化内涵的重要教材”。现时馆内大厅悬挂着国旗和“抗战”横额，设有专馆介绍二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展示他们在香港抗日时的工作。记者到场参观时看到大部分是退休人士，有自称爱国人士的参观者表示“早就应该教育大家日本人的战争罪行”，但也有人认为博物馆变质，“放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缩小港英在殖民地时期的贡献，大家都知道这背后的政治动机”。
香港史学会总监邓家宙博士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指出，在香港抗日的历史上，以往较侧重英军、加拿大士兵等贡献，现在扩充东江纵队的论述无可厚非，但他强调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实际上有三股力量，包括英军、国民党及中共，“现在会否太偏向一边？是否合乎比例？”。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北京前几年开始改变抗战的历史论述，要求中小学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更强调中共的角色。他认为经历过战争的长者，或者读过这段历史的成年人，会对官方论述有一定抵抗力。“但小朋友是一张白纸，未来香港学生会被要求参观这些博物馆，强化这种观念。”
“跑数”行为的成效与风险
香港教育朝着“爱国主义”全速前进，多名受访的教育工作者都表示无奈。中学副校长梁老师认为，香港目前处于不理性的状态，“比大陆做得更‘左’，我们内地姊妹学校的老师都说我们太夸张”。她指以前没有硬性规定，香港学校也会主动举办大陆交流团和与大陆学校结盟，那样的文化交流培养出来的感情更自然，“现在由上而下硬销，反而令学生很厌倦。”有小学校长坦言，目前上至政府下至学校都是“跑数”心态，“我们尽量选择最简单的校外爱国活动给学生参加，例如填色比赛，这样写报告时就可以说有100%参与率”。
在传统名校负责校内国民教育事务的杨老师认同，教育局流於形式主义，实际内容乏善可陈，例如当局规定高中学生须参加内地考察团，但官方无论在交通、膳食、行程的安排都令人失望。“以为是去看中国高新科技，结果只是带学生参观珠海一间普通的3D打印公司，送他们3D列印笔——但我们学校自己的3D打印更加好。学生觉得很无聊，没东西学，反而对中国印象差了。”教育局回应时表示，过去两个学年累计有逾9万名学生和逾一万名随团教师参与，考察行程遍及广东、福建、湖南、浙江、上海市等地，主题涵盖国家历史文化、科技、国防及可持续发展。而局方近期致函全港中小学，称新学年的交流行程会加强“红色资源”，包括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等，帮助学生“了解革命故事和革命先辈奋斗足迹”。当局亦曾为教师举办“从延安走到西安”考察团，加强对中共党史及长征精神的认识。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观察中国大陆的“红色教育”现况，近年有学校安排幼儿园和小学生穿着中共红军军装，拿炸药包道具当游戏或表演。今年十一前夕，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平台流传大量图片，有家长为幼童制作武器手工，有的在上面写着“祖国万岁，炸死鬼子”。学者庄嘉颖指出，香港教育界目前未至于完全走中国大陆的模式，但未来要看北京会否继续放纵港府官员的“跑数”行为，因为即使是跑数，也可能有人把事情当真并走向极端，“要警惕爱国主义教育会否酝酿出排外和敌意”。
面对这套教育模式来势汹汹，多名受访教师均认为，无论官方如何改造教育制度，每天走进课室与学生接触的始终是前线老师，留守教育界仍有意义，“不能令事情变好，至少可以令事情不要更差”。任教公社科的欧主任说，尽管中国议题不能多谈，但在全球的部分仍可以讨论国际事务，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初中公经科方老师说，“没有人知道香港还有多久变成文革红卫兵那样”，但会趁着现在还有空间，加强教育学生有同理心，不要歧视。小学校长刘先生表示，香港几十年来受日本文化洗礼，不相信教了抗战历史，大家就会不去日本旅行、不买日本电器。他认同抗战教育的重要性，但重点在于珍惜和平，不要发动战争。“如果老师教学生要抵制日本、仇恨日本人，这是不专业。”任教中学历史科的潘老师就说，即使未来要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思想”，也可以用分析历史资料的角度切入，要求学生思考背后的历史脉络和动机。“我们教的东西、一些用词必须跟官方一致，但不代表不能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今年8月，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爱国主义教育小组”组长李慧琼访问北京，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及中国教育部官员“交流意见”。陈国基表示将借鉴国家的经验，制订切合香港情况的爱国主义教育策略和工作计划。外界预计教育局将会推出更多新的课程指引，香港和大陆的教育还距离多远？社会科学学者斯蒂芬·奥特曼(Stephan Ortmann)博士估计，当局为了维持香港表面的国际形象，不会照搬中国大陆的一套，加上本地人口结构，不少人的家族历史是为了逃避共产党南迁，“人们在文化上对中国有情感，但不是在政治上，我很怀疑大陆爱国主义的那套会在香港成功”。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中共掌握了教育和宣传机器，唯一难度在于家庭，目前选择留港的中小学生家长年龄约三四十岁，经历过国安法前的香港，还可以用家庭教育抵抗学校教育和宣传，但再过一代人就很难说。“中共会‘放弃三代人’，他们知道无法改变现在这一代，聚焦的是未来的小孩，甚至会利用小孩去质疑家长、挑战老师。不要少看国家机器的力量，从时间跨度来看，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会有某些效果。”(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