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梵蒂冈城邦(Vatican City)元首，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出访东南亚四国。9月13日，在从新加坡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皇向随行记者们再次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并称对教廷与北京就续签有关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对话进展感到满意。
中梵2018年签署了这份内容从未公开的协议，经过两度续签后，将于2024年9月至10月间再次到期。自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至今，中国只与一个西欧国家——梵蒂冈——没曾建立外交关系。而近来双方通讯频繁：5月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 Pietro Parolin)提出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到8月，双方公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与梵蒂岗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Card Matteo Zuppi)通电话。临时协议到底将否再度续签尚待当事双方公布，但这一连串往来动作，让一些观察人士再次对中梵走向建交产生兴趣，但也有人审慎观望双方能否再走前一步。
梵蒂冈提出设立北京办事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主教任命权？
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已有十多个世纪。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4月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国大陆有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8000人；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天主教徒数目有约1000万人。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梵蒂冈一直未与中国建交。相比于跟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牵涉到跟一个教会建立官方关系，给事情增添一份复杂。而其中，主教任命问题是双方摩擦丛生的一环——教廷坚持世界各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应由教皇任命，并将之写进了《天主教法典》。然而，中共自建政后推行了自行任命主教的政策，抗拒梵蒂冈介入。
梵蒂冈何来的执念？这主要源于《圣经》故事中，耶稣基督将教会交托予十二宗徒(The Twelve Apostles；又译十二使徒或十二门徒)，他们便是主教，而其中圣彼得(St Peter；圣伯多禄)为主教之首，即教皇。出身于香港，长年研究中梵外交关系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梁洁芬修女教授指出：“十二宗徒再传承他们所祝圣的弟子，一脉相承，不会跟宗徒断开了关系。跟宗徒断了关系，就是跟耶稣基督断了关系。”“那你说这是否一个执念呢？也许是。但它的背后有一整套神学思想支持着，它不得不这样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莫哲暐博士如此形容主教任命的意识形态。“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是能统战，或者说控制这群主教，要控制他们下面的信众也就容易多了。所以它会认为主教任命一定是内政问题，没理由让梵蒂冈——另一个主权国——来干涉。这就是冲突点。”
2018年9月22日，梵蒂岡与中国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这已是中梵迄今跟正式建交最近的一步。协议意味着中梵双方愿意在主教任命权上妥协，扫除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其中一大障碍。如今中梵距离建交还有多远？梁洁芬修女对BBC中文说：“我看中梵关系呈现胶着。因为中共在国际政治上越发不受欢迎，遭到孤立。它很想西方对它开放。”莫哲暐则对BBC中文说，梵蒂冈需要有渠道处理中国的教会事务，也需要传教。“从姿态上讲，明显的是教廷想亲近，起码是想跟中国政府友好，多于中国想跟教廷友好。”
但关键还是在于北京自行管理天主教会。莫哲暐说：“中国政府无法切断中国教会跟教廷之间的关系……因为教徒最终都是忠于教皇的。那它就得有办法，既能控制地方教会，又不会引起极大反弹。北京需要跟教廷建立一个工作关系。”2020年10月，中国宣布梵蒂冈已同意续签协议两年；2022年10月，中梵双方均确认再次续签了这份协议。按照此周期，2024年9月与10月间，北京与教廷得再次面对续约事宜。教皇方济各在从新加坡返回罗马的飞机上说：“我对与中国的对话感到满意，哪怕是主教任命方面，我们也能怀着善意来推展工作。我从国务卿(帕罗林枢机)那里听取了情况，我很满意。”莫哲暐预期续约事宜不会出意外，但他与梁洁芬修女均指出，不少教会人士一直质疑协议为何不公开。协议的任命主教办法有否违反《天主教法典》，也无从得知。观察人士也指出，北京在签署临时协议后，已曾不止一次“犯规”。例如在2023年4月，中国官方教会自行调任沈斌为上海教区主教，梵蒂冈直到7月中才宣布教皇同意任命，但同时公开对中方单方面行动表达忧虑。
莫哲暐认为对沈斌任命问题的应对，反映现任教皇方济各比之前几任更愿意跟中国妥协。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南怀仁研究中心创办人韩德力神父(Fr Jeroom Heyndrickx)长期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传教。他认为有这样一个临时协定是正面的。但韩德力神父也对BBC国际台节目《调查》(The Enquiry, BBC World Service)说：“这样的关系很完美吗？不。无论如何都不是。沟通不太棒。既然如此，他们(梵蒂冈)该在中国有某种驻在，一个能处理直接沟通，甚至是日常沟通的办事处。”
2024年5月21日，在罗马举行的纪念上海中国主教会议召开100周年研讨会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对媒体记者说：“长久以来，我们都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presence)，即使最初或许不能以宗座代表、圣座使馆的形式。”这个表态引起了中梵建交——以及台梵断交——是否再次被提上日程的揣测。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称：“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不断增进了解与互信。我们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台湾外交部称：“密切关注梵中互动情形，并持续推动与教廷及天主教会在人道关怀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宗教自由的核心价值，盼为促进世界宗教自由做出具体贡献。”
但同时，也有来自台湾的报道指出，帕罗林枢机所谈论的，是意大利《信使报》(Il Messagero)2022年9月曾报道，教廷已准备将常设办公室从香港迁到北京的想法。教廷一直有派驻“驻香港代办”，目前是戴旭华蒙席(Msgr José Luis Díaz-Mariblanca Sánchez)，属教廷正式外交官。但他所领导的机构称为“宗座驻港考察团”(Holy See Study Mission in Hong Kong)，直属教廷，不隶属天主教香港教区。考察团与代办的存在并非秘密，但其办公地点不对外公开，据称是在九龙某处，路透社形容是一座“被围墙包围着的别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礼宾处网站的“领馆及官方认许机构”名单上也找不到考察团的存在。
莫哲暐博士对BBC中文说，长期以来，梵蒂冈透过考察团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教务，包括向获得教皇认可的中国主教转发任命文件与信物。要是主教任命协议续约不成问题，梵蒂冈又为何选择在此时提高与北京互动的声调？莫哲暐认为，即将年届88岁的教皇方济各健康大不如前，他很有可能希望赶及在其任内——甚或说是在有生之年——能落实在北京设立据点和访问中国的愿望。然而莫哲暐也对这位“未来驻华代表”能有多大的自由度抱有怀疑。“设处就是教廷有个人能直接考察主教候选人，这是各地教廷大使的工作……就算北京让教廷设处，它会不会让你直接去联系地方主教？会不会让你直接考察主教候选人？大概不会。”
而这大概说明了为何天主教会内存在着对中梵临时协议保密的不满声音。梁洁芬修女说：“一个不适合的主教得到政府任命之后，要是教皇说不要这个人当主教，但结果第二次(中方)还是推荐他，第三次还是推荐他，那最终教皇的否决权便成了‘无权’，只能跟着共产党走。”至于教皇方济各应否现在访华，梁洁芬修女说：“现在访问中国有何用处？只会等于增长习近平的名声而已。”梁洁芬修女认为，教廷也希望现任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能做出“新的模式”。2021年12月就任香港主教的周守仁，2023年4月成为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访京期间曾说：“人民爱国是应该的。”周守仁在同年7月被教皇方济各擢升为枢机，9月陪同方济各访问蒙古。教皇在蒙古布道时提及中国教徒，呼吁他们“成为好教徒、好公民”。
若是还没走到建交这一步，中梵关系是否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越南似乎能给出个答案。1975年越战结束，越共统一政权驱逐原驻南越(西贡)宗座代表后，2023年7月，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在梵蒂冈会晤教皇方济各期间，河内政府与教廷签署协议，设立教廷办事处，首任驻越南宗座代表于2024年1月底到任。总部设在曼谷的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亚社)曾引述观察人士称，教廷将与越南关系的演变视为与中国对话的范本。莫哲暐博士则对BBC中文说，教廷“想做示范，能否做得到还不知道”。
中梵外交往来史从何说起？
陕西西安的一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了唐朝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罗马帝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但罗马天主教圣座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往来，实际是从蒙古与教廷外交开始。1245年，教皇依诺增爵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遣特使出访蒙古，劝谏正在西征的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英国汉学家暨神学家彭马田(Martin Palmer)对BBC国际台说，当时教皇国还有希望笼络蒙古族联手打击伊斯兰之意。
1271年，忽必烈以“中原正统”自称，正式建立元朝。元朝过后，虽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但中梵官方往来在明朝期间彻底中断。清朝建立后有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来华，但教廷反对“敬孔”、“敬祖”而引起中国皇帝不满的所谓礼仪之争，加上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取代葡萄牙控制在华“保教权”，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窒碍，使清代曾经出现的中梵建交努力徒劳无功。“保教权”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彭马田对BBC说：“这讽刺地反映着2018年协议前的问题：当时在中国选谁当主教、总主教等神职人员，法国人说了算。他们从不咨询梵蒂冈。”
【辛亥革命后的正式邦交】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中华民国成立，未几分裂为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教廷于1922年派遣刚恒毅总主教(Abp 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到北京出任首任宗座驻华代表，但此时仍未算正式建交。1924年5月，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主持了迄今唯一一次罗马天主教中国主教会议(又称全国教务会议)，确立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担任重要职务的权利。1926年12月，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在罗马给首批中国籍主教祝圣。1929年梵蒂冈城邦确立。二次大战进行中的1942年6月，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派遣谢寿康为首任中国驻教廷公使，中梵正式建交。终战后的1946年4月11日，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宣布在中国成立“圣统制”——即在华各级罗马天主教教会正式接受教廷管辖——摩纳哥籍的黎培里总主教(Antonio Riberi)同年12月抵达南京，就任首任圣座驻华公使。翌年，黎培里任命美国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领导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
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基督教活动停摆，但在文革后期中国与美国有所接触之际，中梵关系也出现了一点转机——1970年7月10日，中共当局提前释放并驱逐华理柱主教。《纽约时报》曾形容，华理柱获释被视为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2月访华的重要信号。1970年12月4日，保禄六世旋风式访问香港三个小时，在政府大球场(今香港大球场)讲道时说：“教会的使命就是爱。在讲这一句简单而崇高的话时，我们几乎感受到，所有中国人民，无分远近，全都环绕在我们四周。”“为中国，耶稣基督也是老师、牧人、充满爱心的救赎者。教会不能不提出‘爱’这个好字，爱是永存不息的。”
在此之后，梵蒂冈对台湾本已提升了的外交等级又变相下调。台湾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者陈方中教授形容保禄六世“隐而未显”地奉行着“两个中国”政策——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互不影响。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文革过后，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于1979年实行，中国《刑法》同年颁布实施，写入了禁止妨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之后再有中共中央1982年第19号文件颁布，宗教活动从中共建政以来的各种运动中恢复。在此之前，邓小平于1981年12月12日会见意大利访华政客时说：“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总理李鹏提出：“要十分警惕和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1996年12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发表《致在中国的教会》牧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尽管放心。一个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权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过是依照自己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权利，受到尊重……不要怕天主，也不要怕他的教会。”
1999年2月11日，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枢机(Card Angelo Sodano)在会见记者时说：“我们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在中国的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把它移到北京去，不要说明天，就算今天也可以。”这曾引起一阵骚动，但北京与梵蒂冈并未走到建交一步。2000年10月1日，若望保禄二世给历史上87名中国教徒和33名赴华传教士册封为圣人，北京谴责此为梵蒂冈“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一年后，教皇表达希望中国原谅教会过去错误的愿望，并促请北京当局与梵蒂冈建立直接关系。中国回应称中梵关系可以正常化，不过梵蒂冈必须同意“不以宗教问题为藉口干涉中国内政”。
【后若望保禄二世时代的转变】
2005年，在位26年多的若望保禄二世逝世，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继任，次年擢升时常公开批评中共政权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为享有教皇选举投票权的枢机，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公开质疑梵蒂冈试图重推1989年推翻波兰共产党的策略。2007年5月，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大陆信众发表牧函，指出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奉行的“三自”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梵蒂冈要求有任命主教的自由，但教皇相信能够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愿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但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交；刘柏年认为牧函表达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和关心，希望中梵能早日建交。但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北京与教廷仍不时因主教任命问题争执，中国执法部门抓捕地下教会神职人员与信众事件也时有发生。
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辞职退休，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知名赴华传教士一样出身于耶稣会(Societas Iesu/Society of Jesus)的方济各3月13日当选继任。翌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方济各后来透露他当时已曾与习近平互通书信，他又在2014年8月前赴韩国访问时成为首位飞越中国领空的教皇。中梵关系出现了明显好转。方济各当时在返航的专机上对记者说：“你问我想去中国吗？肯定的，明天就想去。”方济各至今仍未踏上中国领土，也没曾涉足台湾，但经过多年秘密谈判后，2018年9月的一纸临时性主教任命协议，成为迄今梵蒂冈与北京走得最近的一步。
中梵关系换了边，中国教徒处境就能改善吗？
随着“三自”体制建立，效忠于梵蒂冈教皇而非中共体制的中国罗马天主教徒转到地下活动。1980年代政府允许宗教活动恢复后，许多教徒仍只能在地下活动。要说黎培里总主教当年留守南京试图接触中共毛泽东政权，是为了保护大陆信众与神职人员，那如今若能实现中梵建交，对不被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能有多大好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问世时，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便曾公开指责教廷“送羊入狼口”。他在2018年11月接受BBC第四广播电台(BBC Radio 4)采访时说：“订立了这份协议，梵蒂冈是在帮助他们(中国政府)打压地下教会。”梵蒂冈万民福音部部长费洛尼枢机主教(Card Fernando Filoni)2019年4月在澳门说，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对中国教会的处境，以至于世界和平，有所帮助”。
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提倡“宗教中国化”，似乎与教廷希望参与中国教会发展的愿望背道而驰。202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多项主张，包括“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
在临时协议快将到期之际，梵蒂冈在2024年6月宣布任命获得中国官方“一会一团”认可的杨永强为浙江杭州主教，得到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台湾中央社引述观察人士称，这意味着“宗教中国化”已出现修正。8月下旬，官方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证实，天津教区为94岁的石鸿祯主教举行了就职礼。宗座外方传教会亚洲新闻(PIME Asia News)指出，石鸿祯主教早于1982年已获教廷认可，一直在地下教会服务。梵蒂冈很快便发声明，称教廷“满意”中国官方认可石鸿祯主教。
但才不过几天前，亚洲新闻报道，浙江温州神父金孟袖发表公开信，谴责当地警察于8月中旬“突袭”一座教堂，并抗议官方神父麻显士颁布堂区调整计划，称并非主教的麻显士无权作出此决定。亚洲新闻指出，“多年来，温州教区一直是中国天主教徒痛苦处境的中心”。获教廷认可的温州教区地下主教邵祝敏不时被执法人员带走，温州当局2014年起以清拆违章建筑等理由强制拆除一些当地教堂的十字架，也受到海外教会社群关注。2020年6月，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路透社报道，原教廷驻香港代办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 Corona)2022年3月卸任前，向一批在港天主教团体提出了他对香港教会发展的忧虑。报道并称教廷驻港代办处等已开始谨慎地将教廷档案运离香港。报道称，何明哲蒙席对一群教会团体代表说：“改变将要来临，你最好作好准备。香港已不是天主教的滩头堡。”
2022年5月，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被国安警察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嫌拘捕，他迄今一直处于保释候查状态。自称有天主教信仰的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是他的行为犯法，就必须依法处理。”莫哲暐认为，目前的中国宗教政策并无改变，中梵若在此刻建交，不见得会给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带来显著改变。梁洁芬修女认为，若梵蒂冈此刻与北京建交，恐怕无法面对那些持守对圣座忠贞多年的地下教会信众，与出卖他们无异。但梁洁芬修女说：“我觉得不用梵蒂冈去保障中华大地信友的安全。他们信的是天主，不是梵蒂冈。”(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