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下一次联邦选举仅一年多时间。如果有一个问题应该成为所有政党议程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加拿大日益下降的生产力(Waning productivity)。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生活标准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等都在敲响生产力的警钟。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陷入低增长、低工资的陷阱(Low-growth, low-wage trap)，并承受不断升级的后果。
皇家银行(RBC)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了一些显而易见但几乎不足为奇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揭示了自2000年以来我们在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落后的程度。那时，加拿大的人均经济产出与澳大利亚大致相同。如今，澳大利亚人的生产力几乎提高了10%，其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快50%。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加拿大的生产力比美国低30%——更像阿拉巴马州(Alabama)，而不是繁荣的边境州邻居，如纽约和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根据同一份RBC报告，在经合组织中，我们的排名暴跌：从1970年的第六大生产力经济体下降到2022年的第18位。
要超越有关生产力和增长的惨淡宏观数据，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全国范围内的强劲对话——这一点与特鲁多政府不同，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的新工党政府已将此作为英国的关键优先事项。以下是我们如果要扭转成为经合组织生产力问题儿童的危险下滑趋势需要解决的十个基本领域。
商业投资(Business investment)：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商业投资乏善可陈。我们公司的投资仅为美国公司的二分之一。而且情况比这更糟。正如加拿大央行所指出的，“许多公司将其投资计划集中在简单修理或更换机器设备以维持其当前产能，而不是启动新项目以提高生产力或扩大产出。”大量且日益增加的加拿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其他经济体进一步证明了加拿大信心不足。这表明潜在的有害混合了消极的商业心理、信心不足、政策障碍、监管障碍以及其他地方相对更好的机会。
移民(Immigration)：非永久居民人数的激增，尤其是近年来，几乎没有带来增长，对生产力的贡献更少，因为他们主要从事低生产率/低工资的服务工作。我们需要一个可预测的移民制度，以提供更多能够推动增长和生产力的经济类移民。
政府生产力(Government productivity)：政府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但其生产力低于私营部门。过去十年政府就业激增以及政府内部普遍存在的交付问题导致生产力进一步下降。早该认真对待加拿大公共部门生产力的衡量和管理了。
税收(Taxation)：税收政策往往对小公司有偏向。这使得加拿大的中小企业部门比其他地方更大。但规模较小的公司相对于不断壮大的公司来说，生产率往往较低。在拥有250名以上员工的制造公司数量(每百万人口)方面，加拿大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垫底。税制应对企业规模保持中立。
政策自残(Policy self-harm.)：加拿大失去了一些曾经的竞争优势。自2001年以来，我们在公司所得税方面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已被 2017 年的特朗普减税抹去。在政府支出和负债大幅增加以及我们的债务翻了一番之后，我们不再在财政政策领奖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矿业是加拿大最具生产力的两个部门，但由于政府的刻意政策和监管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的自然资源优势已被削弱。
复杂性(Complexity)：法规、繁文缛节、缓慢的流程和复杂性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隐形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加拿大在 208 个国家中排名第 188 位，因为企业花费在获得建筑许可上的天数——这在一个住房危机严重的国家中！所有级别的政府都是繁文缛节的罪魁祸首，但联邦政府是新商业法规的主要推动者，这些法规有可能导致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和部分制造业的去工业化。
省际贸易壁垒(Interprovincial trade barriers)：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它们构成了相当于GDP 4%的事实上的税收。这相当于英国脱欧对英国经济的估计成本，应引起省级和地区总理对受保护的地方利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基准(Benchmarking)：我们需要胡萝卜和大棒来推动变革。最好的方法是定期对加拿大的生产力进行基准测试，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无论是整体经济还是各个行业，使用经合组织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这将资本和财务分析的压力转移到加拿大公司身上，展示他们的生产力如何与全球竞争对手相匹配。
问责制(Accountability)：我们有一个问责问题，没有人“拥有”生产力紧急情况。哪些部长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反对党会怎么做？商界领袖对此问题持何种态度？有哪些可发布的里程碑可用于判断进展或失败？
态度(Attitude)：加拿大人需要更多的增长心态，尤其是因为疲弱的增长将进一步削弱我们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能力。正如 RBC 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一个世纪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表明加拿大有能力做大事。但照常营业将无法完成任务。我们从1990年代被《华尔街日报》称为“第三世界名誉成员”到2000年代成为全球财政宠儿的能力表明，当我们下定决心时，我们可以应对艰难的挑战。
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陷入低增长、低工资的陷阱。这不是通往未来繁荣与幸福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