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薪资停滞20年，历届政府都承诺解决，但一直没有改善。有调查显示低薪困境是年轻选民最重视的议题之一，将对候选人构成选举压力，长远更可能会损害台湾青年对民主政治的信心。
台北的初冬早上，24岁的诗雅(化名)骑脚踏车到达中正区的办公大楼，这趟15分钟的“车程”只需5元(新台币，下同)。她对记者说：“反正我家离公司不远，重点是可以省交通费。”来自屏东的她独自在台北打拼，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午休时间，她跑到附近的学校区小吃店，点了一碗70元的肉羹面。“现在物价涨的很凶，随便一个好吃一点的便当都要150到180块，我要把每顿饭的钱压缩在100块内。”
这位职场新人大学毕业一年半，在中小型广告公司任职平面设计师，月薪三万元，公司偶尔会视乎专项发放奖金3,000到6,000元。她的薪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劳动部统计显示去年入职的毕业生薪资平均为3.4万元，但四分之一领着2.5万元的基本工资，而同期台湾整体薪资中位数为月薪4.3万元。
年轻人总体薪水难以追上大城市的物价，以台北市为例，去年人均月消费支出为3.3万元，而最新公布的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3.05%，创九个月以来新高，其中食物类涨幅最大。诗雅说，房租和水电费已经吃掉近三分之一薪水，她不逛街、不买衣服、不娱乐，收支才勉强打平，甚至连象征“小确幸”的珍珠奶茶也戒掉了，每逢节庆要送礼就倍感压力，遇到突发状况更是入不敷支，如近期电脑故障要修理，她只能请求父母代缴每月3000元的分期付款。“我当然希望赶快独立，但现阶段真的没办法。”这位北漂族苦笑道。
忙碌的“斜杠青年”
除了社会新鲜人，年资十年以上的青年也不好过。35岁台北人柔莹在传统产业从事行销企划，她形容自己是“薪水卡住的一代”，13年前大学毕业从2.3万元起薪点开始，两年后2.5万元，到第四五年才3万元，“那却是新鲜人的起点。”她目前月薪约4.5万元，即刚好超过台湾薪资中位数，她说这已经是公司里的主管级水平薪水，未来上升空间不大。“只要老一辈的不退休，我们会一直在这迴圈里打转。”在正职看不到薪资上涨希望的她，把皮革手作的兴趣发展为副业，不定期在周末市集摆摊，现在每次可以赚一万多元，另外也在网上接订单。“钱不够又想买房子，就只好辛苦一点，而且我不想被一份薪水绑死。”她说。
另一位斜杠族小翔也告诉记者，光靠正职的薪水无法买房成家，他七年前开始业余经营健康产品直销，现在每天下班后平均花两小时处理业务，每月收入有三分之一来自副业。“现在房价涨不停，像新北市中和区一个30坪(约100平方米，或1000平方英呎)的旧公寓也要1,200万，头期款就要预备400万了，如果没有副业根本没办法负担。”
像柔莹和小翔这样的斜杠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2023新世代人才大调查”发现，18至35岁在职人士近两成有兼职收入，其中六成多是跨领域兼职，大多从事设计、教学和业务。另一个调查也发现过半新鲜人有意从事兼职，主要原因包括想多赚钱、正职收入太少、工作时间弹性等。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育萌对记者指出，同辈有一半人下班后有第二份兼差，有些人接案子，有人当家教，也有人当外送员，这现象在生活成本高昂的都市圈更明显。“朋友之间聊天会问，你这样子不会太累吗？然后就说因为薪水不够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对话，大家都完全理解。”坊间很容易把斜杠族浪漫化，但张育萌认为这是社会问题的警号。“斜杠其实就是把工时拉长了，如果一天工作八小时后可以好好休息，谁不愿意呢？”
年轻选民怎么想怎么投？
年轻人面对的低薪困境反映在大选议题，当地媒体NOWnews月前发布《2023青年政策白皮书》，委托民调公司对全台20到39岁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27.6%受访者认为“青年低薪”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较“两岸主权”更重要。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时承诺从根本结构解决“青贫族”问题，又形容“劳工永远是心里最软的一块”。其任内主要措施是提高基本工资，月薪从2016年的2万元，到了明年1月将调整为2.7万元，时薪也从120元调到183元。但分析认为此举只能直接惠及最基层劳工，无法带动整体薪资水平，也未能解决青贫族问题。从数字来看，全台目前仍有一半受雇员工、超过408万人平均月薪不足4.3万元，青年族群有超过六成未满3.5万元。
21岁大四学生林蓉蓉是本届大选的首投族，她对记者表示仍在考虑是否返乡投票，“换了谁，感受度都差不多，问题永远也在。”她在台中逢甲大学主修运输与物流学，目前于当地龙头承揽公司实习，计算加班费在内月薪约2.9万元，毕业后转为正职员工可加到3.2万，但她说多了3000元也完全不够用。这位准毕业生曾到美国、贝里斯等地实习。比较过各地薪酬、工时和物价后，她认为国外物价高但薪水也高，感受上比较舒适，在台湾则总是不开心，压力非常大。她直言：“台湾的薪水不是我该领的，这不是我该拥有的生活。”她表示，尽管在同志平权方面对民进党有好感，但政治上厌倦蓝绿之争，也不认为选举能改变生活。“他们永远把矛头指向中国，说选了谁中国就打过来，不会讨论经济怎么样。”
另一位大四学生、首投族王绍翔也告诉记者，他的投票意愿不太高，指三组候选人争吵的内容只在于立场，不在意内政，又认为政治人物说关心青年低薪都是空话，“应对选举开一堆空头支票，可能最后会兑现一些，但真正做到的不到十分之一”。他主修历史系，不少前辈毕业后在国史馆或研究机构工作，起薪点约3万到3.5万之间，而说3.5万已经是天花板，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加薪。“你不是理组，不是工程师，在台湾就只能低薪。政府一直讲股市和经济很好，但为什么薪水都没涨？”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王业立对BBC中文表示，过往年轻选民或首投族几乎一面倒支持民进党，但今年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反而较受欢迎，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执政八年，年轻选民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高房价、低薪资、工作机会少问题。“虽然最近民进党不断推出政策，希望挽救年轻选民的心，但至今在年轻选民的支持度上仍然偏低，这也是赖清德无法拉开差距的重要因素。”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张峻豪教授也说，多个民调显示这次选举前年轻人“下架民进党”的声量很明显，原因是该党走“抗中保台”路线打“两岸牌”，相对忽略了青年议题。“要站在年轻人这边提出更多有感的政策，来取代不和对岸交流的做法，才会有票。2016的蔡英文就是这样操作，以新南向政策、取消军公教福利、同婚合法化，来让年轻人有感。”
2016年蔡英文竞选时承诺订立《最低工资法》，但相关法案近八年后直到今年9月才送交立法院审议，12月大选前夕三读通过。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育萌表示，年轻人看在眼内都感到失望。“低薪对我们是非常迫切的问题，政治人物可能会觉得，我们的选举承诺最终都有兑现啊，但问题是太慢了……等八年小孩都长大了。”
为何台湾薪资停滞20年？
过去20多年台湾人实质薪资不断倒退，有分析认为与产业结构性有关。1980年代台湾经济以出口代工的制造业为主，当时工业与服务业的受雇人员过半来自制造业，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1990年台湾政府准许台商赴大陆投资，大量台资企业带着资金和技术迁移，这波“去工业化”导致本土流失大量职位。
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对BBC中文指出，2001年中国和台湾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贸易的分工结构改变，变成是用台湾的资本和技术，结合中国的密集劳动力，把产品外销，“得到好处的是台湾资方和大陆劳工，台湾的劳工就大受打击。”
至于留在台湾的企业大多没有产业升级，仍没摆脱传统代工思维，即成本导向、用廉价劳力赚取微薄利润，这样难以投资研发与创新，企业竞争力低，员工薪资自然难以上调。另一方面，台湾大部分企业为中小企业及家族企业，不少还是由第一代把持，他们没有永续经营动机，也不愿把获利蛋糕分給员工。以数据来看，2021年台湾“受雇人员报酬”占GDP的比重降至43%的历史新低，反而“企业盈馀”占比攀升到36.5%的十年新高，意味着经济果实被资本家吃掉，受薪阶层分到的不断萎缩。
高薪科技业与低薪服务业
2018年被视为台湾经济的转折点，中美贸易战促使大量台商回流，部分将高附加价值产线移回台湾，进入“再工业化”时代。据经济部资料，政府推出的“台商专案”截至今年9月共吸引297家台商回台投资约1.2万亿元，创造超过8万个职位。学者樊家忠认为资金回流的趋势至今仍然强劲，市场上新增一批高薪职位，预料未来数年还会持续上升，可望带动平均薪资水平。不过他也指出，这些高薪职位只集中在科技业和少数制造业，“劳动市场本来就不会雨露均沾”，台湾社会将面对更严重的分配不均。
据104人力银行的报告，台湾前五大高薪产业首位是“电脑及消费性电子制造业”，平均月薪5.8万元；“半导体业”居次，平均月薪5.6万元；其余包括“软体及网路业”、“鞋类／纺织制造业”、“投资理财业”，平均月薪都高于5万元。26岁屏东人小钟是幸运进了高薪科技业的一位，他在台北的大学商科毕业后投身一家台资小型软体公司，短短三年内晋升为客户经理，连奖金月薪约7万元，他说曾应征外资电商公司，若成功跳槽月薪可达10万到12万元。
但他也为其他年轻人抱不平，坦言对现状感到愤怒。“要不是我进了这个圈子，也不知道可以有更好的薪水。像我哥或者我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习惯了低薪，觉得四万块已经很不错，根本不知道真相，也跳不出来。我们好像在两个世界。”最新数据显示，台湾最高薪10%与最低薪10%的薪资差距扩大为4.12倍，创下五年来新高。
长期追踪低薪数据的文化大学劳动暨人力资源系教授李健鸿对记者表示，台湾自2018年起低薪劳工每年减少，但是结构不变，低薪劳工当中每年都约有35%为30岁以下人士，他们的行业分布有六成是从事服务业，其中28%在住宿及餐饮业，25%在批发及零售业——这两大行业都是台湾最低薪的产业。因为入行门槛较低，大学生毕业生有高达七成半的人会进入服务业，之后就难以摆脱低薪魔咒。
劳权低落的原因
除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因素，台湾人低薪的另一原因被认为是劳资实力太悬殊，劳工没有议价能力，权益长期被压抑。全台共有130多万间企业，工会却少于一千个，组织率仅7.6%，远低OECD国家平均的16％。这是因为《工会法》规定，要有30名劳工连署才能成立企业工会，但台湾有98％企业雇员不足30人，这些企业雇用了约43%的劳工，即有超过340万人因该项规定无法筹组工会。反观，邻近国家及地区，日本、韩国、香港都是不到10人可组工会。
学者李健鸿分析背后的历史因素指，日治时期职业工会非常活跃，但国民党来台后实施戒严令，在1953年公布把工会属性功能，变成只能办劳健保的工会。“国民党丢掉大陆是因为劳工、农民运动，他们怕有社会运动，也会丢掉台湾。”即使1987年解严后，台湾逐渐民主化，但工会还是很少。“有新的、年轻人成立的工会，但力量太小，只有机师、空服员的职业工会才是真的团结劳工争取权益。其他就出现畸形现象，比如工会家族化，被老板把持。”
李健鸿续说，台湾龙头产业科技界的老板都信奉“无工会主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就曾对《天下杂志》表示“好的企业，可以要求不要有工会”。“大家觉得他是台湾代表人物，没有人敢批评他，但其实阻止工会成立是违法的。连台积电都没办法组工会，其他企业更加不可能。”李健鸿表示，台湾有1,100多万劳工，手上都有选票，但是无法组织起来就没有发声的力量，政治人物也感受不到来自劳工的压力。“他们每天要见千千万万的团体，劳工团体可能只是其中的2%，而且劳工团体可以帮他们拉选票吗？能给政治献金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对BBC中文分析指，在台湾的政治结构，无论什么政党都要靠资方捐款才有选举资源，使得资方对政治和立法拥有极大影响力，可以阻止劳工权益的相关立法及改革。“台湾已经政党轮替过几次，但基本结构还是不变。连称号称‘超越蓝绿、摆脱财团’的民众党和柯文哲，最后在台北市都摆平不了开发商，现在副手还拉拢大财团(指新光集团)，就代表资方、开发商利益在台湾政治经济结构中的角色。”
他认为，如果台湾劳资力量持续失衡，低薪问题无法解决，短期会对选举构成压力，长远会削弱年轻人对民主政治的信心，甚至助长民粹主义兴起。“只有制度性改变才能处理资方的过度影响，这要靠民主动员，也需要修改立法，包括适当调整资本在政治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但这一步相当难，因为各政党未必有足够动机和意愿改变现状。毕竟，他们也是受益的一方。”
更大的问题：少子化和人才流失
青年底薪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台湾的未来，包括加剧少子化问题。目前台湾生育率全球最低，人口已经连续三年负成长。从事市场行销十多年的柔莹说，曾与另一半讨论生育计划，但衡量过财政负担后决定不生。“生了就会想能不能养好，我无法很乐观觉得‘低薪有低薪的养’，那是大人的责任。”另一位斜杠族小翔也告诉记者，他明年结婚，未婚妻很想生小孩，但他非常犹豫。“我白天加晚上的工作加起来才有现在的收入，是靠斜杠达成的，如果有小孩我晚上就要照顾家庭，不能冲副业，等于收入剩一半，生活会很难。”
又穷又忙的前景让不少台湾青年失望而去。劳动部最新调查发现，有23％台湾青年想赴海外工作，首选美加，其次是纽澳，学历越高的年轻人越想出国。在台资物流企业当实习生的林蓉蓉，正积极准备毕业后出国工作，最近报考英语能力测验，并紧贴海外求职网站最新资讯，希望找到欧洲的职位。“我比较有野心，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薪水和生活……如果不想待在不合理的劳动环境，好像就只能离开。”
即使是相对高薪的小锺，也在两个月前辞掉月薪7万的软体业工作赴澳洲打工，目前在凯恩斯当旅馆房务员，时薪30澳元，换算下来相当於月薪6、7万台币，他说若勤快一点可达10万台币。“这里跟台湾的薪水差不多甚至更高，但劳动要求低很多，只是体力活，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不像在台湾下班後也是在工作。”他说熟悉了新环境会另觅机会，长远希望移民澳洲并进入外商工作，“我不想在台湾当一个上不去的白领。”
据主计总处统计，2022年下半年才放开疫情封锁，台湾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数就达47.3万人。疫情前的2019年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数是73.9万人，其中30岁以下占了20%，2012年以来持续增加。学者李健鸿引述一项官方调查，当局询问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回流台湾的海外工作者未来动向，有三分之一表示还会再出去，原因是海外工作更有前景以及薪酬更高，另外三分之二人当中，只有约略过半人表示会长期留台。他警告，台湾人才流失，加上少子化严重，2021年已经开始进入“大缺工时代”，未来的执政者必须更积极解决低薪问题，包括完善法律及加快中小企业产业升级。“这些措施喊了30年，在台湾只是说说而已，不管哪个政党都做不到。台湾政府要更务实的面对社会问题，不要再说空话了。”(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