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不仅发生在患者身上，也出现在国际债务领域，多个低收入国家同时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斯里兰卡，该国债务违约，物价飞涨，货币暴跌，甚至总统在大规模抗议中逃离。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不得不向自己的债权人申请“债务减免”，类似的债务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发生或一次，但这次不同的是，这次的债权国中有了一位体量庞大的新玩家——中国。为什么中国对外债权规模近年来激增？在减债的博弈中，中国和西方存在哪些分歧？更重要的是，在国内经济放缓下，对外减债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vs“一带一路”
“债务减免”一向是富国游戏，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不少穷国向富国借债以发展本国经济，然而不是每一笔钱都能如期如数偿还，一旦发生战争、天灾或是经济危机，债务偿还就可能遇上麻烦。此时就需要债务国和债权国坐下谈判，商量一个新的方案，使穷国们有能力偿还一部分债务，也使富国们不至于颗粒无收。债权国们为了更好地协调处置债务问题，在1961年，21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巴黎俱乐部”。这个组织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然而，当年的国际组织已无法处理当前的债务危机，因为以中国和沙特为主的非巴黎俱乐部债权国所占的债务份额已经超过21个富国的总和。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践行“美国第一”的口号，大幅减少对外借贷规模；中国则在此时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巨量资金注入全球数以千计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中，推高了中国对外债务规模。此消彼长下，中美对穷国的债权占比发生反转——1980年代的头五年，美国在债权国中占比约为27.5%，中国为2.1%；到了2016-2021的五年，美国占比降至2.4%，中国则飙升至30.4%。
中国到底借出去多少外债？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不同口径统计并不一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和世界银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学者们共同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在2008年至2021年间一共向22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2,400亿美元。仅就非洲来看，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20年，非洲整体外债增加了五倍多，达到6,960亿美元，其中12%是欠中国债权人的，即835.2亿美元。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IDS)数据库是中低收入国家跨国负债信息的最全面的来源。根据其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的2,000多亿外债中，巴黎俱乐部约为三成，中国占比超过五成，其余为印度、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家和机构。也有中文媒体估计，中国符合“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的主权债务规模在2000亿美元左右，大致相当于1.5万亿人民币。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73个符合DSSI条件的国家中，中国是半数以上国家的主要债权国，债权占比的中位数在54%，最高达72%。相比之下，巴黎俱乐部的22个国家合计占比的中位数仅为21%，多数不超过40%。但也有分析指出，虽然中国对外债权多过欧美，但后者其实更多是转换了借债形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在一篇论文中表示，欧美等传统债权国的双边债权规模之所以下降，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融资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双边主权借贷模式更多转向了为多边机构放贷提供启动资金的多边模式，或由私人部门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市场模式。“但是在国际舆论和各种多边磋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压力则主要集中在双边债权人身上，中国又是最重要的双边债权人，因此面临最大的债务处置压力。”徐奇渊表示。
疫情来袭，债务违约
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而穷国尤甚，债务压力加大；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原因，中国外债中商业性援助规模较大，穷国因此承受更高的利率。此外，20国集团“暂缓债务偿付倡议”到期和利率即将上升，穷国发现越来越难以偿付其债务，因此要求减免的呼声明显高涨。此外，经济学家也经常提到的债务危机原因还有，最近一年半，美联储大幅加息下，使融资成本水涨船高；以及个别国家过度举债，缺乏合理的财政管理制度。
上面提及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在2020年G20会议上通过，意味着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将暂时停止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收取债务，其中，中国占所有债权的30%，占暂停偿债的63%。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报告显示，在该倡议下，中国“相当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比如安哥拉的中国债权人在两年期间提供了97%的债务减免，在肯尼亚，暂停了2021年预期债务金额的40%左右。
2022年底，这一倡议即到期，债务减免的需求在今年变得急迫起来。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疫情后，超过20个主权国家的国际债务处于违约状态或在寻求重组。G20达成了一个新方案，即《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下称“共同框架”)，这个“共同框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囊括中国、沙特等非巴黎俱乐部债权国，达成新的债务减免机制。
债务减免谈判：中国vs全世界
“共同框架”并没有如想象中一样发挥作用，只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加纳和赞比亚这四个国家向该机制提出债务减免的申请。然而，谈判过程颇为艰难。在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都批评，中国拒绝接受本金减记是主要问题。而《经济学人》则评论称，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为减免贷款而设立的部门。而且为了减记贷款，政策性银行的官员必须首先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如果借款国不是盟国，这种做法就很有风险。作为经办人实际上是承认官僚机构犯了错误，这也可能成为难以洗刷的职业污点。
此外，中西方的分歧点还在于，按照“共同框架”的规定，只有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借贷才属于谈判范畴，私人或商业机构的借贷则不在此行列。但中国通过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等，向穷国借贷，并认为这不应列入主权借贷之中，而西方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中国舆论反复重申的一点是，中国认为关键在于各方步调一致地减债，这其中就包括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避免自己被当作冤大头，减免债务，却让其他债权人得利。矛盾点在于，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不愿意轻易减记本金，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信用评级下降，增加其资金成本，会使其未来提供资金的能力受损。
在矛盾和博弈中，“共同框架”也开始发挥作用，在今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期间，包括中国、法国等国在内的官方债权人与赞比亚政府就其63亿美元债务的重组达成协议，同意将赞比亚双边债务的还款期限延长至超过20年，并给予3年的宽限期。该协议达成使得赞比亚将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1.88亿美元的第二笔救助资金。这场峰会各国多位财长参加，而中国由总理李强超规格出席，至此，疫情期间首个主权债违约的非洲国家，在财困两年后，终于迎来债务减免的转机。
中国经济与“一带一路”
让中国在减债上趋于保守，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经济的放缓。中国上半年增速为5.5%，而官方设置的全年增长目标是5%左右。中国的疫后经济复苏实际上在放缓——2022年二季度因为上海等地封城造成GDP同比增速仅为0.4%，导致今年统计时的低基数效应。从环比角度看，一季度环比增长为2.2%，二季度环比增长0.8%，体现出经济复苏放缓的趋势。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迹象，中国执政者往往通过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使政府对于要素的调动能力远超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而汇丰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辛怡然表示，尽管有更多政策支持，但从细节中不难看到，近期缺乏“大爆炸式”刺激可能会令市场失望。
陈功表示，现在中国国内对于债务减免的不满非常明显和强烈，中国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这种强大的内部压力。此外，中国政府在世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同样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比如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所以预计中国不会如西方国家之所愿，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条件来达成减债合作。债务上的争议与“一带一路”倡议分不开关系。支持者认为，一带一路促进GDP，提高中国联通世界市场的能力，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加速基建的机会。反对者里，有的认为这是“赔本买卖”，不如把资金投入国内发展；外部的声音则认为中国在搞经济帝国主义，设置债务陷阱，以获得战略性资源。“过去十年，最成功的决定和最糟糕的决定，都是一带一路。”陈功认为，一方面，大量中国资本走向世界，非常活跃，没有一带一路，不会出现如此经济景观；但同时一带一路制造了众多麻烦，比如很多项目产生的副作用，中国还未学会如何参与世界市场，就急于改变它，这不可能不出现问题。(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