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奇曼將她那本著作的第十八章冠上這樣一個危言聳聽的標題，志在向蔣介石政權再來一次猛烈評擊，列舉其貪污腐化，效率低，管治無能，士氣低落，及在戰略運用上一直被陳納德(Chennault)胡亂擺佈。她的論述並得各方的支持，如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美國駐華大使高斯(Ambassador Gauss)，宋慶齡(Madam Sun Yat-sen)，反政府領導人張嵐(Chang Lan)及那些兩面派的軍閥。根據她的觀察，1944年二月至六月，在史迪威策動反攻緬甸的那幾個月裡，中國的處境岌岌可危，而且每況愈下。在同一時間，日本在中國策動「一號作戰」(ICHIGO)計劃，中國”遭受日本沉重的打擊，亂成一團”。塔奇曼似乎忽略了在日本全面向中國南部進攻之前，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各個前線都打成平手，這個局面一直維持了兩年多。史迪威以繼續向陳納德第十四空軍大隊運送物資作為交換條件，威脅蔣介石必須將擁有十五萬人的Y軍團從雲南遣送到緬甸去。日本的”ICHIGO”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要打通”由北往南的補給線”，也就是日本人所稱的”大陸打通作戰”，作為最後一擊，促使中國在不利的形勢下放下武器，與日本和談。史迪威，塔奇曼和白修德的注意力在此一刻都轉移到歐洲的戰場去，對中國的形勢暫時疏於關注。當時最令人觸目的便是盟軍登陸諾曼第(Normandy)，美國和英國主導的龐大軍事行動把世人的視線吸引住，他們怎會關心那個古老中國的死活呢！日本因此趁著中國孤立無援之際，發動猛烈攻勢。與此同時，美國在太平發動”兩島跳動”攻勢，首先登陸夸賈林(Kwajalein)，繼而向塞班(Saipan) 、關島、天寧島(Tinian)、貝里琉(Peleliu)及塔拉瓦島(Tarawa)進發。中國應史迪威的要求將十五萬遠征軍調派到緬甸北部作戰，使中國南部防衛力量立即減弱。日本動員五十萬大軍希望把中國徹底擊敗,，但因戰略失誤，事與願違。
日本首先打通了南北的補給線，但毫無意義，只不過將運輸距離增長了。其次，日本軍隊經過多年損耗後，人數愈來愈少，力量也愈來愈單薄。再其次，他們希望佔領及控制所有中國的空軍基地,，但只拿下了其中的三十個，中國仍穩住四十個，可供給陳納德的空軍大隊使用向日本陣地轟炸，大大減少了人命傷亡和飛機損毀。日本佔據的基地對他們毫無價值可言。果如所料，日本的東條英機政權對這些失敗的行動要負起責任，所以在1944年七月倒台。史迪威對世界局勢的演變缺乏洞察力，掌握不到其脈搏的跳動，目光如豆。他對別人的失敗只會流露出幸災樂禍的態度，尤其對於陳納德和蔣介石所遭受的挫折，這樣只會增加及延長中國人的災難。
到底Y軍團擁有多少人呢？史迪威在日記裡沒有說明，塔奇曼的大作裡也欠周詳，美國陸軍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紀錄也沒有列出實際的數據。只有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軍部保留了詳細的資料。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的記錄：第十一陸軍團(集團軍)由第七十一軍，第八十七軍，第八十八軍和新編入之第二十八師組成；第二軍團由第九師，第七十六師和新偏的第三十三師組成；第六軍團由後備的第三師，新編的第三十九和第二百師組成；第二十軍團由第五十三軍，第一百十六師和第一百三十師組成；第五十四軍團由第三十師及第一百九十八師組成；第八軍團由第一(榮譽)軍，第八十二師，第一百零三師和第九十三師組成。除此之外，它也包括第七及第十重炮隊，一個迫擊炮隊及一個工程隊。如果按照塔奇曼估計中國軍隊每師由一萬人組成的話，Y軍團一共擁有十七個師，再包括四個團，軍隊人數可達二十萬之眾。這個龐大軍團是由美國裝備及供應武器，其中六千個士官曾被遣送到印度蘭姆加(Ramgarh)受訓。在當時來說，除了曾在印度培訓的”新一軍”，這個Y軍團可列入國民黨最精良的部隊。史迪威曾質疑蔣介石利用這個軍團對抗日本發動的「一號作戰」(ICHIGO)攻勢。史迪威一向讚賞共產黨的軍隊，但為何不向他們求助呢？史迪威和塔奇曼一直認為共產黨的軍隊英勇善戰，為何共產黨不挺身而出為國家出力呢？
如果按照中國地圖的劃分，日本佔據了沿海各大城市，也佔據了東北內陸一些重要市鎮及鐵路網。除此之外，對廣闊的中國領土及眾多的人口仍然鞭長莫及。其中三億萬中國人，約為美國全部人口的雙倍，都居住在城市範圍之外，甚至沒有接觸過任何日本士兵。很多日本軍人在安頓下來之後都能與本土居民和諧共處，相安無事。漢口在1941年失守，市郊的小孩子仍舊如常上學，接受免費教育，還可得到免費午餐的供應。工藝學院和護理學校照常授課，小商店也繼續營業。每隔數月，日本軍隊因缺糧，會進入市郊地區搜索解決，塔奇曼對此亦有所報導。其實緬甸的情況也一樣，從1942年的夏季到1943年的冬季，戰鬥在這十八個月內基本停頓下來。
陳納德主張利用第十四空軍大隊向日本陣地加強轟炸，迫使敵人撤退，史迪威則認為只有地面部隊才可將日本人逐出並尋求馬歇爾的支持。塔奇曼引用1944年六月六日盟軍成功登陸諾曼底一役為証，說單靠空軍的力量是難以打敗敵人的。史迪威與陳納德爭持不下，結果史迪威才勉強要求空軍派出B-29型轟炸機支援地面部隊的行動。史迪威似乎不知B-29型轟炸機因為配給出現困難已於1945年初調離中國戰場，到關島附近的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塞斑(Saipan)及天寧島(Tinian)的空軍基地去了。李梅(Curtiss LeMay)在同一時間向日本國土展開地壇式轟炸，最後還得在廣島(Hiroshima)及長崎(Nakasaki)投下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其實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須要陸軍和空軍的緊密配合，缺一不可。
日本軍隊加速向中國西南面的廣西省推進，並佔領了幾個第十四空軍大隊的前哨基地。塔奇曼以盟軍的挫折來強調史迪威戰略的正確性。國民黨軍隊遭遇強敵的進攻，被迫往後撤退。假若這些空軍基地如史迪威估計是守不住的，必須放棄，那麼蔣介石對全局得失的判斷比史迪威更勝一籌，因為蔣介石認為日本人縱使拿下了基地亦徒勞無功，得物無所用，所以不值得死守不放。史迪威對此感到憤憤不平，竟然將矛頭指向陳納德，譴責他故意利用這個行動來”掩飾他提出錯誤主張造成的後果”。如果進一步分析，雙方爭端的焦點似乎不在這裡，更令人感到荒謬絕倫的是，如塔奇曼所說：”馬歇爾認為假設這些運輸機可調派到歐洲戰場去的話，盟軍在法國和義大利會取得更大的成果”。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陸軍附屬空軍的紀錄》(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美國在1943年底之前生產和投入服務的戰機共有85,898架；在1944年生產及投入服務的戰機共有96,318架。在同一時期，即1943年，生產了7,012架運輸機，在1944年再增加生產9,834架運輸機。中緬印戰區從這些大量生產中只獲取二百架，佔全部不足1.5%。美國盡量把資源投入歐洲戰場。戰事發生後的八個月內，超過六百萬噸的補給品由法國南部海港轉運到歐洲西部的前線去。中緬印戰區在三年半內只獲取六十四萬噸的軍需補給。塔奇曼以上的論述是毫無根據可言的。
陳納德是唯一真心誠意協助中國人抵抗日本侵略的美國人。他組織美國志願團(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但受到陸軍部和他的舊上司阿諾德將軍(General Hap Arnold)的反對，幸而得到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他悉心訓練飛行員如何有效地對付性能優越的日本戰鬥機，誰料到以性能較差的P-40型戰鬥機迎戰，竟然成功達到7.7:1的殲敵率。他也安裝了一些較簡單但有效的空襲預警系統，保障了居民的安全。當陳納德被調派到第十四空軍大隊(14th AF)時，史迪威安排陳納德進入他指揮權力範圍之內，受命於他，空軍需要的飛機及補給品都受到嚴格的支配。根據霍洛威將軍(General Bruce Holloway)，一個曾加入志願團和後期編入第十四空軍大隊的隊員的記述，由陳納德統領的飛行員經常受限於五百名之內，轟炸機亦受限於一百九十架之內，燃油及彈葯只足夠三至四天的消耗。在同一時間，在歐洲服役的第八空軍大隊(8th AF)卻擁有數千架戰機和長達數月的補給品。馬歇爾和阿諾德私下同意，一旦羅斯福去世，便將陳納德革職。果真如此，史迪威對此正求之不得。在1945年八月一日，離開日本投降僅十四天，陳納德被迫提早退伍，黯然回國。在重慶成千上萬群眾湧上街頭歡送他，手足並用地將他的專車一直推到機場去。陳納德對中國作出的援手並不在此時此刻完結。他預測中國共產黨會取代國民黨掌握政權，組織民營空運公司，協助國民黨政府將軍隊撤離中國大陸，在朝鮮戰爭時期，為聯軍僱用，擔任運輸，創下一萬五千次的飛行紀錄。他和中國年輕女記者陳香梅(Anna Chen)結為夫婦，在1958年逝世，享年六十四歲。蔣介石在日記裡曾經這樣說，中國寧可放棄美國的支援，也不願遭受史迪威，馬歇爾及羅斯福的侮辱。蔣介石同意遣送Y軍團到緬甸作戰的主要原因是保証陳納德繼續取得補給，支援中國抗日。除了陳納德之外，別無其他美國人會真心誠意為中國人犧牲。
根據塔奇曼說，美國大使高斯(Ambassador Gauss)在1944年六月十五日主張蔣介石與共產黨和談，使兩黨能夠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並告訴蔣介石，由於美國對歐洲盟友作出承諾，再不能向中國增加軍援。在此之前，即五月間，美國國務院已向所有士官發出國家政策通令：”美國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將不會向中國國民政府作出任何承諾”。在美國顯然存在一些派別，願意和盤據在中國中部的共產黨取得聯繫，認為他們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更接近斯大林所形容的一群”外皮紅色，內心白色”的蘿蔔頭。史迪威一直對共產黨存有好感，曾與周恩來接觸過，印象良好，深信他會對自己言聽計從。蔣介石容許兩組美國記者到共產黨控制的延安訪問，也接受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Wallace)由陳納德的軍事助理艾爾索普(Alsop)陪同，前往延安和共產黨人士接觸的計劃。史迪威心中想法：表現積極的共產黨才是唯一可依賴的力量去對付日本人。多恩(Dorn)將這個想法向Y軍團的參謀蕭毅肅(Hsiao I-shu)透露，蕭指出，如果史迪威徵召的”新兵中只要有20%是共產黨，不出兩個星期，全部士兵都會變成共產黨”。雖然如此，戰爭檔案中仍有不少關於史迪威，白修德及美國軍部招募共產黨員參加抗日隊伍，結果引至失敗的紀錄，包括戰役的經過，傷亡人數等等的詳盡資料。
史迪威，塔奇曼和很多美國人都受到共產黨宣傳的感染，誤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代表民主的力量，堅決對抗日本的侵略，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便不願意走上戰場禦敵。史迪威不止一次抱怨蔣介石將軍力集結在中國西面以圍堵共產黨，而不調派軍隊到前線去對抗日本人。我們只要查看一些資料便可了解事實的真相。從1937年至1945年，八年內，國民黨軍隊為了保衛國家參加了二十二次重大戰役，每次投入的軍隊都超過十萬人，超過一百二十名將領在前線犧牲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數以百計規模較小的戰役都是由國民黨直接參與的。與此比較，共產黨在那場被誇大的”百團大戰”中只犧牲了一名將領，不錯，就是這麼的一個。由此觀之，抗日戰爭首當其衝的是屬於哪一方呢？事實擺在眼前，共產黨也不會否認國民黨軍隊及將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國家作出的犧牲與貢獻。史迪威相信只有共產黨才願意為保衛國家而出力，看來並非根據事實而是憑空的想像。林肯總統有一句舉世聞名的話”家庭不和，難以立足”，史迪威，馬歇爾和眾多美國人似乎都沒有受到林肯的啟發，所以沒法了解蔣介石當時的處境，並指責他對共產黨的威脅言過其實。
塔奇曼說羅斯福讓副總統華萊士出訪中國的目的是防止他參加美國總統選舉。華萊士的言論不時充滿煽動性，羅斯福認為他不是一個適當的候選人。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華萊士和蔣介石會見了四次，蔣介石表示他不能接受共產黨是”農民民主主義者”這個概念，並要求美國總統派出特使與他會面，而這個人必須不受國務院及陸軍部的擺佈。蔣介石也表明對史迪威的判斷能力缺乏信心。華萊士後來補充說：”我對這個在困境中不斷作出哀鳴的人感同身受”。蔣介石在日記裡亦有同樣的描述。華萊士在訪華終結之前向羅斯福發了一封電報，建議他將史迪威調走，由一個可贏取蔣介石元帥信心的人更替。史迪威當時留在緬甸，邀請華萊士和他會見，但華萊士沒有答應。
華萊士的建議被馬歇爾擋住。在同一期間，美國在昆明具有影響力的圈子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向美國總領事蘭登(Consul-General William Langdon)提出申訴，要求美國政府向蔣介石施壓，在報告上如此陳述：”蔣介石和他的集團並不具備建設新中國的能力，也沒有任何戰後重建的計劃；蔣介石既無能亦短視，中國前途在他領導下將會一片黑暗”。他們說，”現行之軌道(政策)”只會在”蔣介石死後或人民起來革命將他推倒”才能改變。戰後中國的變化足以証明這些預言完全錯誤。如果所有反對派的主張都被考慮取用，任何政府都將無法有效管治及推行政務。蔣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失去大陸政權，但能策劃並按步就班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去，隨即鞏固台灣離島的防禦設施，化解了共產黨多次的追擊。從日本手中收復台灣後，將這個荒涼窮困的殖民地重建，改善人民的生活，促進經濟，在短短的三十年內發展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反過來，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後，倒行逆施，推行”大躍進”，策動連串打擊反革命份子運動，及展開那個失控及引至嚴重後果的”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一直預測蔣介石將會被暗殺，言之鑿鑿，還提出善後的計劃，真是匪夷所思。
过往章节：
(十七)凱旋歸來，1943年12月至1944年7月(下)
(十七)凱旋歸來，1943年12月至1944年7月(上)
(十六)中國在開羅的遭遇，1943年11月至12月
(十五)史迪威必須撤職，1943年6月至10月
(十四)總統定下的政策，1943年1月至5月
(十三)”花生和我同舟共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十二)客戶：1942年6月至10月
(十一)”遭遇重創” 1942年3月至5月
(十)隨時隨地候命，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
(九)倉促準備，1939-1941
(八)軍部副官: 中日戰，1937-39
(七) 軍部副官: 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六)”刻薄的喬”1929-1935
(五) “全能”軍團及蔣介石勢力擴張的年代1926-1929
(四) 北京任務：1920-1923年軍閥割據時期
(三) 世界大戰：聖米耶勒(St. Mihiel)與山東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