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描述史迪威一生中最”光芒”的時刻。他在中緬印戰區經歷了二十二個月的折磨，初嘗挫敗的滋味，並從緬甸往印度撤退。
事前史迪威雖然遭受盟友的反對，但一意孤行，重整旗鼓，希望以武力奪回緬甸。他無法取得中國，英國及蘇聯的同意，也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持。馬歇爾曾好言相勸，准許他撤離戰區，但史迪威卻忠言逆耳，憑著匹夫之勇，堅決留下。塔奇曼從旁推波助瀾，使史迪威對自己的主張更加充滿信心，並高調地向世界宣示這個決定。
史迪威花了一年半時間在印度的蘭姆加(Ramgarh)培訓兩個師的中國士兵，大約有三萬至四萬人。根據美國情報，中國當時已擁有大約三百至三百五十個師的陸軍，總人數為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史迪威利用一年半的時間只能訓練佔中國全部軍隊的1-1.5%的士兵，美國也曾提供裝備給予駐守在雲南省的Y軍團，兩地合共起來也不會超出中國軍隊總數的5%。在差不多同一期間，即1943年底，美國軍隊總人數為六百萬，其中九十五個師(約一百八十萬人)正在接受培訓，或已被遣送到非洲和太平洋戰區，由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指揮。美國生產了153,857架飛機，包括9,489架運輸機，88,000架戰鬥機和轟炸機。到1943年底為止美國派了154架運輸機到中緬印戰區，但只有108架能夠正常操作。這個數量剛好和美國租借法案(Lend Lease) 給予中國的配額一樣，都定於1%的水平之內。根據美國空軍的官方紀錄 (7 volume US Air Force official record) ，空運物資進入中國共達640,000噸……但直接到達中國人或中國軍隊手裡的卻微不足道……
史迪威利用租借法案向蔣介石施壓，但塔奇曼說蔣介石和中國人對美援貪得無饜，而不知80%的物資都被撥給了B-29轟炸機的隊伍及第十四空軍大隊，餘下的20%中的2%(等於全部的0.4%)才會到達中國人的手裡。雖然羅斯福和阿諾德(Arnold)下令增加越過西藏高原的空運，能夠調動的空運隊伍卻只有1%，運送給中國的物資也只達到0.4%。如果美國人仍舊懷疑蔣介石，孔家和宋家成員把這些支援物資中飽私囊的話，試問這班貪官所能得到的好處又會有多少呢？中國曾被羅斯福稱讚為世界列強之一，蔣介石為了保衛國家向美國懇求增加少量物資支援，卻被史迪威和塔奇曼指責他貪污、無能，把物資囤積及浪費。蔣介石在他們眼中猶如一個白痴，但憑事實而論，這兩個人才是如假包換的白痴！毋庸置疑，史迪威，塔奇曼和美國陸軍部都帶有種族歧視的眼光來對待蔣介石，中國軍隊和所有中國人。他們對斯大林及蘇聯的專橫，獨裁及高壓統治卻視若無睹，對蘇聯囤積美援物資也視而不見，而且噤若寒蟬。連年戰禍，革命此起彼落，使中國民窮財盡及積弱多年，在一切以”力量為依據”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已失去發言權。美國和英國兩個世界強大的民主國家，對中國的處境並沒有伸出援手，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史迪威與陸軍總部經常失去聯繫而遭受非議，也被同僚取笑不配稱為最傑出的三星上將或緬甸戰區的最佳指揮。史迪威對這些批評充耳不聞，在未得到蔣介石的同意，也得不到英國同意派兵從西面支援，便一意孤行率領Y軍團向緬甸進攻。塔奇曼將史迪威的行動和潘興(Pershing)1913年在菲律賓進攻莫羅堡 (Moro Fort) 的行動混為一談，其實兩人面對的處境截然不同，不可相提並論。潘興是在指揮官陣亡後必須當機立斷作出決定，他這樣替自己辯護：”我必須向這個目標進攻，因為形勢不容我遲疑不決。”由此觀之，塔奇曼所作出的比較並不適當。史迪威既沒有固定的進攻目標，只憑個人意欲而出擊，他也非面對急不容緩的形勢，只逞一時之勇而啟動戰爭。
根據盟軍定下的作戰計劃，代號為CAPITAL，史迪威率領Y軍團首先進攻緬甸北部，渡過怒江(Salween)將敵人纏住在緬甸東部地區；英國第四軍團攻打親墩江(Chindwin)流域，將日本軍隊纏住在緬甸西部地區，防止他們阻擋Y軍團的前進。英國曾打算在印度阿薩姆(Assam, India) 發難，渡過親墩江向緬甸北部地區進攻，但計劃遭受盟軍將領反對。史迪威曾經按照同一構思策劃他反攻緬甸的行動，並在開羅會議向邱吉爾及羅斯福提出，但遭受反對。他們與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結束後，更加堅持他們的立場。由此觀之，史迪威收復緬甸的行動並沒有得到羅斯福，邱吉爾及蔣介石的同意，可說是違背軍令的。
史迪威的計劃非常簡單：”我們必須穿越三個「老鼠洞」”他心目中的三個「老鼠洞」便是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孟拱河谷(Mogaung Valley)和洛瓦底江河谷(Irrawaddy)，最終抵達密支那空軍基地(Myityina airfield)。史迪威的主要目標是開闢印緬公路(Ledo Road) 將印度利多 (Ledo) 和緬甸八莫 (Bhamo)連接起來，再和滇緬公路 (Burma Road) 連接上，最後通到中國雲南省。為了保障工程能夠安全進行，他將在印度受訓的第二十二及第三十八師部隊，亦被稱為「新一軍」，調派到工地附近駐防。除此之外，他也邀請美國特種行動部隊 (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的成員(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 參與行動，由多諾曼 (Donovan)領導，招募克欽地區 (Kachin)流離失所的土人作為勞工。塔奇曼卻忽略了這段合作關係，隻字不隄。
史迪威曾表示歡迎中國共產黨加入他的陣營，但難以接受遊擊戰術的”不法手段”及鄙視這種猶如耍”太極拳”般的戰術。根據米爾頓萬里的記載(Milton E. Miles，《A different Kind of War, 1967》) ，史迪威也曾對美國特種部隊成員態度傲慢，出言不遜：當OSS的情報員艾弗勒 (Eifler)在史迪威的指揮中心出現時，竟受到冷待。史迪威板著臉對他說：”我不曾呼你來，哪你來這幹什麼？”殊不知這些情報人員(其實是遊擊隊員)勞苦功高，曾降傘到敵人後方將很多被擊落的空運隊飛行員救出。當史迪威了解真相之後，立即要求擴充遊擊隊之服務，到1944年一月已增加到七百人。他們向第十空軍大隊(10th AF) 提供轟炸目標，同時救出了四百個飛行員。最後遊擊隊員增加到了三千人，分成四組，和史迪威領導的中國軍隊合力作戰。在同一期間美林突擊隊 (Merrill’s Marauders) 亦抵達緬甸參加作戰，他們的行動代號是GALAHAD。
1943年八月，盟國在魁北克 (Quebec)舉行會議，邱吉爾邀請溫蓋特將軍 (General Orde Wingate) 出席會議，並向大會解釋如何利用他策劃的”遠距離滲透戰略”(long range penetration operation) 深入敵人後方。他率領的敢死隊包括英國人、印度人、辜加兵團 (Gurkha)及緬甸部隊，他們還被冠上”神獅隊”(Chindits)的稱號。史迪威對這個行動表示冷淡，但無力阻止，結果傷亡達到了40%。不過馬歇爾對溫蓋特的計劃卻大感興趣，並向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及三藩市地區招募志願者，組成另一敢死隊，以GALAHAD作代號參與行動。這便是美林突擊隊產生的始末。
根據奧格本的記錄(Marauders by Charlton Ogburn)，美林突擊隊的一些士官曾坦然承認，”美國軍隊中不時出現錯配的事，而我們卻佔了其中的一半。”敢死隊共有三千人，在印度接受溫蓋特訓練，最後由肯特上校(Col. Charles Hunter) 指揮。肯特雖然認為敢死隊訓練不足，紀律低，不宜參加戰鬥，但他們仍被送上前線。史迪威堅持敢死隊由他而非溫蓋特支配，曾爭持不下。結果史迪威如願以償，並委任親信美林將軍 (General Frank Merrill) 擔當指揮。據說美林文質彬彬，深度近視，並患上心臟病，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於二月進入緬甸的叢林執行任務。史迪威在日記中只說：”美林將於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行動。”他也曾前往營地視察軍隊，表示他們都是”勇敢的好男兒”。出發前，史迪威對美林指出他的任務如下：當中國軍隊在前線襲擊敵人在孟彍 (Mainkwan)的陣地時，美國突擊隊便向東面進行大包抄，阻擋日本在瓦魯班 (Walawbum)前進。突擊隊並非主力部隊，只須向敵人後方滲透便可，不過他們卻掉入了陣地戰的漩渦，對著固定目標開火，結果雙方都遭遇重大傷亡。
突擊隊分成三個團，每團大約一千人，他們必須穿越緬甸的叢林，渡過緬甸的河川迎戰敵人。幸好，突擊隊得到緬甸的土著克欽族遊擊隊(Kachin)擔任嚮導，在叢林中不至迷途，使駐防在沙都實(Shaduzup)的日軍大為震驚。史迪威下令突擊隊按照原路進發，阻擋日軍從左面前進。在哪浦伽(Nhpum Ga)那個地方，第二團突擊隊受到日軍包圍，殊死搏鬥了十一天，終於失守。美林將軍因心臟病突發，由空軍送離戰場。空軍同時空投榴彈炮協助第一和第三軍團解圍。到此為止，三千突擊隊員只剩下一千四百人，形勢岌岌可危。喘息未定之際，突擊隊又被重組，與中國部隊及克欽遊擊隊結合，攻其不備，將密支那(Myitkyina)空軍基地奪回。六十英里長之征途雖然使突擊隊再次受盡折磨，但成功達到預期的目標，日本人為此大感意外。中國軍隊重奪空軍基地後繼續進城搜索，突擊隊則留駐在基地。史迪威曾要求英國派出他們的第三十六師增援，但遭受拒絕，說二個月後再考慮。日本不甘失去密支那基地，於是捲土重來，使這個基地陷入一場艱苦的爭奪戰。美國突擊隊員形容它為是一場規模較小的”加利波利”戰役(our little Gallipoli)。士兵早已受到重創，筋疲力竭，但史迪威仍堅持作戰，無人倖免，美林將軍也因心臟病復發，必須離開前線。史迪威在密支那對待軍隊的事件曾引起關注並在國會提出討論，但當戰爭結束後，審詢未完便不了了之。史迪威解除肯特上校的任命，密支那基地最後由中國部隊拿下，突擊隊只有兩個士兵僥倖逃出險境，其他戰友都先後陣亡，受傷或病重垂危。所有騾子和戰馬都被犧牲在沙場上。史迪威罪不容誅，被突擊隊員們罵不絕口。戰後肯特亦寫下報告，嚴厲指責史迪威對待軍人那種缺乏人性的行為。另有傳聞指出一個突擊隊員曾打算開槍了結史迪威的生命，這個決定絕頂聰明，而有這個想法可能不止一人。
在這一章裡，我們所看到的史迪威，只是一個屢次三番犯錯的陸軍將領。他不宜擔當遊擊行動的統帥，除了欠缺遊擊戰的經驗之外，也未能知人善任，把一項無比重要任務交托於美林去擔負。美林雖然是一個勇敢的指揮官，但身體殘缺，未能全力以赴，曾兩次因心臟病突發而要離開前線，造成混亂。史迪威亦低估糧食及飲用水的需要，造成缺水缺糧；他也不信賴英國人，雙方缺乏聯繫，所以得不到英軍的支援；而最致命的錯失或許是缺乏情報，因而誤估敵人的力量，將自己的軍隊暴露在敵方砲火之下；他與空運部隊也協調不善，造成藥物、糧食、飲用水、衣物及武器短缺；突擊隊只善於遊擊戰，卻不時被誘而陷入陣地戰，失去重型武器(甚至中型武器也沒有)的掩護，造成嚴重傷亡；他和中國部隊也失去聯繫，懷疑對方作戰的不良動機；他與陳納德聯繫不上，得不到第十四空軍大隊的支援。
中國軍隊得到陳納德第十四空軍大隊的支援，渡過怒江(Salween River)，在松山(Mount Song)一役也取得陳納德的緊密合作，將敵人重創。史迪威對X軍團及Y軍團作出的貢獻很不在乎，沒有表達謝意。美林突擊隊行動的重要性與規模都比較小，在決策上卻屢犯錯誤，引起重大傷亡。假若中國將領犯上了同樣過失的話，史迪威必會暴跳如雷，立即解除他們的任務，他只會譴責他人，也由於過分自負的性格，感覺自己為美國和中國已立下不少功勞。史迪威的狂妄與無知最後使他遭受可恥的打擊，被奉召回國。史迪威曾經譏諷溫蓋特的神獅隊不濟，殊不知他的突擊隊比神獅隊敗得更慘，幾乎全軍覆沒。
1944年史迪威在緬甸一面指揮軍事行動，一面策劃興建印緬公路 (Ledo Road) 。他因舖設這條公路而遭受日本人襲擊，他說這証明他的決定是對的而陳納德的主張(空運)是錯的。史迪威認為使用陸路將物資運往中國去，效力比空運高，並得到馬歇爾的支持。不過邱吉爾、韋維爾 (Wavell)、斯利姆 (Slim)、蒙巴頓、陳納德和蔣介石卻不同意這個見解。有人說築路計劃是蔣介石的旨意，但根據塔奇曼的記述，蔣介石一向支持陳納德的空運計劃而反對改用陸路運輸。
築路計劃最後付諸實施，史迪威動用了一萬五千名由不同族裔混合組成的美國團隊，其中60%是非洲裔的美國航空工程組成員(American Engineering Air Battalions, or EAB)，三萬五千名印度人、中國人、緬甸人和土著，合計大約四萬人。由1942年十二月開始，直到1945年二月，花了二十六個月才將一條四百英里長沒有舖上柏油的路建成，供卡車使用。沿著路旁還舖設了兩條四吋闊的運油管，將燃油輸送到目的地，也可在途中設立補給站，供應卡車使用。從各方得來的資料都可証實，史迪威既是一個低能的將軍，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築路主管。他雖然曾被委託到山西省築路，但半途退出，責任未完便轉交他人，返回北京與家人團聚，享受舒適的生活，並為某雜誌撰稿消閒。那條山西路很快便被棄置，投入的資源盡付東流。
印緬公路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全長四百英里，必須穿越高山、深谷、叢林和河川。總計花了二十六個月，僱用了四萬工人和投入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在工程進行之際因發生意外，大約一千人的生命被奪去。史迪威將受託的任務分發出去，但和過往一樣未能知人善任(例如為美林突擊隊選拔人才所犯的錯失)。他設立了一個”資源統籌”中心，本該直接指揮，卻委任惠勒將軍 (General Raymond Wheeler) 代理，惠勒再轉交阿羅史密斯上校 (Colonel John Arrowsmith) 負責。殊不知阿羅史密斯並不是一個務實的人，只會在辦公室發號施令。史迪威為此向惠勒追究責任，惠勒沒有對症下藥，只將問題交由碧格上校 (Colonel Lewis Pick) 解決。碧格最後將任務完成，被晉升為將軍。
美國工程人員得到先進設備如拖拉機和翻土機的供應，估計在兩年半時間內可將公路舖設好。史迪威聞說蔣介石興建六百英里長，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Lashio)的滇緬公路時，只有勞工沒有現代機器可供使用，但在八個月內便舖成；也聽聞蔣介石在四川成都興建了四個可供B-29型轟炸機升降的跑道，也只靠人力和簡單的器械便於短短的四個月內完成。既然如此，他估計印緬公路的工程在各項有利之條件下是不需兩年半時間完成的，但事實卻証明他判斷錯誤。除此之外，他也估計印緬公路運輸量每月可達65,000噸，但實際從1945年二月至八月，七個月的總運輸量只有140,000噸，每月平均20,000噸左右，比起空運量還少了一半。山西省那條公路建成後便被棄置不用，印緬公路的命運也大致差不多，戰後便停止使用及維修，很快變得面目全非。史迪威經手興建的道路都是如此收場的，無一例外。
中國最終獲得供應27,000輛卡車，這顯然來得太遲，而且比起從蘇聯及時拿到的150,000輛卡車及火車頭和17,000架飛機來，可謂微不足道。
在緬甸戰場上，受命於史迪威的軍隊包括曾在印度培訓的中國第二十二和第三十八師，共有12,000人，還有從中國空運過來的第三十師，共有30,000至35,000人；由英國指揮的軍隊共有六個師，包括五個由印度裔組成的和一個從英帕爾(Imphal)調來的西非部隊，再加上溫蓋特率領的神獅隊(Wingate’s Chindits)。印度裔部隊由英國軍官率領，並得到非作戰人員(NCO’s)的協助。
臨近緬甸東部，中國在國境內結集了十一個師的軍力，便是受命待發並由史迪威指揮的Y軍團，蔣介石一直觀察形勢的變化，始終按兵不動。”史迪威的戰略是：向敵人的前線發動攻勢，穿越叢林從敵人後方的左右兩翼進行突襲，在同一時間登山越嶺在敵人後方設立路障，切斷他們撤退的通道，和緬甸北部盟軍進攻的行動配合，將日本第十八師團團圍住，使他們全軍覆沒。”塔奇曼為史迪威戰略受挫作出掩飾，歸咎中國士兵缺乏信心並留下空間讓敵人有機可趁。孫子兵法有云：”窮寇莫追。”史迪威明顯地對緬甸地勢缺乏理解。他的戰略在平原和連綿起伏的丘陵地帶或許會奏效，但在陡峭險峻的高原和深谷，包抄戰略便無法發揮阻擋敵人突圍的能力。史迪威調派美林突擊隊向敵人包抄，但他們只受過遊擊戰的訓練，沒有陣地戰的經驗，也缺少重型武器作掩護，是絕對不適宜擔任這個危險的任務的。孫子兵法只適用於攻城戰，不適用於兩翼包抄戰術。史迪威沒有將自己採取的戰術和孫子兵法作出比較，在日記裡也沒有提到，看來那些評語都是根據塔奇曼心中所想而發的，像是一個戰術家的模樣。
史迪威利用克欽遊擊隊(Kachin guerillas)為他提供情報。這個做法表示他不在乎中國人的參與，並在軍團裡另立顧問，管制軍需品的分配，提防中國人違背他的指令。結果引發中國人和史迪威顧問之間的矛盾及猜忌，影響士氣，未能萬眾一心對付日本人。史迪威對待士兵包括美林突擊隊在內不信任與吝嗇的態度，愈來愈嚴重。
史迪威首先向駐守在宇班伽(Yubang GA)的日軍發難，那裡和辛暾河流域(Chindwin River)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的利多(Ledo)相隔只有五十英里。塔奇曼形容史迪威攻擊的對手是”名聞遐邇”的日本第十八師的將領田中 (Shinichi Tanaka) ，也便是佔領新加坡的指揮官。其實第十八師是曾經參與1937年十二月南京大屠殺行動的三個師之一，惡名昭彰。1941年第十八師雖也參與由山下將軍 (General Yamashita) 率領進攻馬來半島及新加坡的戰役，但田中並沒有在場。塔奇曼又再次把史實弄錯了。在緬甸作戰時，由田中率領的第十八師因經常缺糧而使士兵變成營養不良，甚至餓死。他們必須到處偷取食物充饑，被冠上了”盜賊軍團”的稱號。1944年他們在緬甸北部地區受到中國第二十二師及第三十八師的襲擊，死傷慘重。田中最後由納卡榮太郎將軍 (General Eitaro Naka) 取代，但形勢沒有改變，日軍在密鐵拉 (Meiktila)仍遭受重創。1945年田中在柬埔寨發生的一次飛機意外時受到重傷，被送入醫院救治，數月後辭去軍職，從此告別軍旅生涯，直到1976年逝世為止。
第十八師日本遠征軍到達緬甸時共有31,440人，戰爭奪去了其中兩萬多人的生命，使這些亡魂將永遠還不了鄉。根據傳統每個日本軍團都會冠上一個代號，第十八師被稱為菊兵團(Kiku heidan)。美國亦有這個傳統習慣，美國第101空降師(101st Airborne)被冠上”嘯鷹”(Screaming Eagles)的代，便是由此而來的。除了第十八師之外，日本陸軍還有第十五、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師，並得到砲兵團、工程隊、信號隊、運輸隊和醫療隊的支援，共計三十萬人。《Japanese Armed Forces Order of Battle 1937-1945, 2 volumes 1981 by Madej W. Victor》都有紀錄可查。日本政府也將非常完整的陸軍資料保存下來，收藏在《The Japanese Mutumi Troop Encyclopedia》一冊裡面。
中國軍隊雖然在宇班伽一役取得勝利，但史迪威認為他們採用的戰術過於”謹慎”，達不到他的要求。經過七天戰鬥宇班伽才被拿下。中國士兵將戰斃日本兵的首級揷在竹桿上，遊行示眾。美國士官抗議這些行為，要求脫離中國部隊。試問，他們又怎麼沒有大聲疾呼，當這些美國人目睹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及戰俘在上海，南京和杭州遭受日軍屠殺時？塔奇曼表揚史迪威能夠和士兵不分彼此，在前線同過簡單樸實的生活及喜歡接近他們。這種優良作風對中國士官起了”示範性的作用”。塔奇曼還強調：中國士官對此亦心知肚明，她說：假若史迪威在前線有任何不測的話，代價將會非常重大。史迪威的出現會對士官產生一種無形壓力，使他們變得審慎、穩重、精密。這是將領與下級之間互動之常態，如果史迪威對此也懵然不知，他肯定是個冷酷無情之司令。縱使這樣，塔奇曼仍毫不保留地稱讚史迪威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在我們所熟識的美國三星上將中，似乎沒有一個願意和前線的士兵混在一起生活。艾森豪威爾不會吧！那麼巴頓和布拉德利也不會吧！麥克阿瑟是肯定不會的。在沖繩戰役被來歷不明的砲彈碎片擊中而死亡的巴克納將軍 (General Simon Bolivar Buckner) ，相信也不會走到前線和士兵共同生活吧！
塔奇曼曾這樣表揚史迪威：”他一向對低層士兵關懷備至，為了鼓勵士氣，他會下令把傷兵運送到前線醫院急救，如果這樣做仍舊不足的話，還會設法將他們空運到印度利多的第二十普通科醫院接受治療，他曾下令在醫院天花板上安裝起一百五十座吊扇，使傷兵可在比較舒適的環境下養傷……”這些慈悲心與他對待美林突擊隊成員時的冷酷無情形成強烈的對比：突擊隊員不但吃不飽，穿不足，睡不安，還要帶傷或帶病走上前線打仗，結果造成98%傷亡之後果。
塔奇曼不斷誇誇其談，形容史迪威善待中國軍人，使他們心境開朗，意志堅強，勇敢善戰，視死如歸。”縱使未能體壯如牛，卻也堅毅過人，像那些情如手足的共產黨員，長途跋涉，完成一萬公里的長征，表現出驚人的勇氣”。其實塔奇曼忽略了這次”長征”是受形勢所廹，盤踞在中國中部的共產黨必須撤離據點，以避開國民黨的追擊，除此之外還要取得地方軍閥的同意，才可通過他們設下之重重障礙。八萬中共大軍在經過漫長及艱苦的旅程之後，抵達延安時只剩下七千人。從流失率之高，難說這次撤退是一項偉大的行動，只有共產黨的宣傳才會把過程無限誇大及歌頌。
史迪威每天清晨習以為常地離開營地，走到三至五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探測地形……入夜後在微弱的燭光之下把搜集得來的資料繪製出地形草圖來。這些工作本來是尉級的軍官負責的，怎會由一個三星上將親力親為呢？原因似乎只有一個：他對其他人的能力都沒有信心，認為只有自己才勝任。一個身負重任的最高將領對搜集情報的工作也不能有效地分配下屬去幹，確實難以置信。塔奇曼是否看不出史迪威的弱點，才會盲目地褒獎他英明能幹呢？除此之外，中國士官未能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又成為史迪威的借口，他們還不時要背上了”莫須有”的責任。史迪威還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喜歡將空運隊的飛行員安排到前線和士兵一起生活，讓他們一嘗前線生活的苦況。他用這個方法提示這些飛行員必須按時並準確地將補給品空投到前線去。
“……重慶或新德里的緊急來電……”不停傳到史迪威的指揮中心去。”催促我立即前去，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史迪威對此的反應是：”必須在中午前決定一切，我準備速去速返。”史迪威這樣做只不過是想顯示他的身分的重要，實際沒有必要的。在他的日記裡以下的人物不斷出現：”蘇丹 (Sultan)、科維爾 (Covell)、美林 (Merill)、 費里斯 (Ferris)和蒙巴頓 (Louis Mountbatten) ，有事要與我商討，還有惠勒 (Wheeler)和魏德邁 (Wedemeyer)等等都和我約好了在三時半前見面，所以首先剪髮，在中午時也必須前往前線視察”，但蔣介石的名字便絕少提及。
在1944年底聯軍正向密支那(Mitkyina)反攻之際，史迪威突然離開前線前往斯里蘭卡的康堤(Kandy Sri Lanka)度假，而且還在那裏逗留了整整一個月。他怎能在這個重要時刻從戰場消失呢？曾經許下”以身作則”的諾言到底往哪裡去了呢？他為何沒有和士兵們併肩作戰呢？試問艾森豪威爾會不會從阿登斯突圍戰(Battle of Bulge)突然消失四個星期之久呢？
東南亞戰區(SEAC)的指揮權力從來沒有清楚界定，終於引起混亂。塔奇曼引用吉爾百特及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 舞台劇《艾奧蘭思》(Iolanthe)裡角色之複雜關係來比擬東南亞戰爭舞台上的權責分配。劇中人之一的國務大臣 (Lord Chancellor) 希望娶到年輕貌美的法庭助理菲莉 (Phyllis)為妻，她也是眾多男人追求的對象，包括英國上議院半數的男性議員及神仙化身艾奧蘭思的兒子史泰封 (Strephon)。菲莉結果只願下嫁給一個名叫威利斯 (Willis)的士兵。國務大臣和士兵之間並沒有任何權力衝突，他只想在老伴死後娶到那個少女為妻。在這情況下只能作出道德上的判斷，而不須考慮其他因素。(柴可夫斯基也有一個與此同名的歌劇，讀者不可混淆。)
中緬印戰區的指令結構完全由美國人和英國人決定，沒有蔣介石和其他中國人的參與，結果變得疊床架屋一樣地複雜，層次混淆不清。史迪威拒絕接受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 手下英國將軍吉法德 (Sir George Giffard) 發出的指令。反而願意接受官階比他較低的史林姆 (General Slim) 將軍的指揮，並說：”我甘為一個下士打仗，如果他會讓我走上前線的話。”史迪威的誇浮天性在這裡表露無遺。馬歇爾所持的觀點是：”史迪威面對最強大的敵人便是他自己。他毫不掩飾對英國人和中國人”什麼也不幹”的態度的不滿，因此增加雙方之矛盾。”馬歇爾同時也這樣推想：”日本開始進攻緬甸時，英國人和中國人便顯得不堪一擊，從此放棄反攻的計劃，矛盾因此而起，關係也變得愈來愈惡化。”
过往章节：
(十六)中國在開羅的遭遇，1943年11月至12月
(十五)史迪威必須撤職，1943年6月至10月
(十四)總統定下的政策，1943年1月至5月
(十三)”花生和我同舟共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十二)客戶：1942年6月至10月
(十一)”遭遇重創” 1942年3月至5月
(十)隨時隨地候命，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
(九)倉促準備，1939-1941
(八)軍部副官: 中日戰，1937-39
(七) 軍部副官: 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六)”刻薄的喬”1929-1935
(五) “全能”軍團及蔣介石勢力擴張的年代1926-1929
(四) 北京任務：1920-1923年軍閥割據時期
(三) 世界大戰：聖米耶勒(St. Mihiel)與山東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一） 史迪威的簡歷
為《重新審視史迪威將軍在華任務》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