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型運輸機有很多毛病，意外頻仍，史迪威擔心這樣會影響空運部隊 (ATC)的士氣。他下令加強檢驗及按時維修，空運數量因此逐步增加了，由五月份的3,000噸增加到七月份的5,500噸，再增加到九月份的8,000噸，最後還增加到十一月份的13,000噸。這些數據是由塔奇曼那方面得來的，與空軍的實際記錄並不符合。筆者以前曾列出的空運數量是：五月，2,334噸；七月,3,541噸；直到1944年八月才達到13,000噸。期間，中國部隊與美林突擊隊 (Merrill’s Marauders) 聯合行動將密支那 (Myitkyina)基地奪回，清除了空運的障礙，空運的數量才逐步增加起來。到1944年十二月，最後達到31,000噸。
在1944年六月之前，穿越西藏高原的運輸隊伍雖然平均只擁有108架飛機，但半年後增加到249架。印度機場設施欠佳是空運隊伍遇到的困難之一。史迪威曾負責在印度興建四個機場，但建成後質量都不符合標準，不宜使用。他絕對不能將這些責任推到蔣介石或中國人的身上。為免史迪威感到尷尬，塔奇曼對這些事情避而不談。其實從印度經過西藏高原的空運數量一直未達到預定的指標，利用印緬公路運輸亦一籌莫展。據報築路的工具曾被轉運到印度去，供應建築阿薩姆(Assam, India)空軍基地之用。斯利姆將軍(General Slim) 表示印緬公路完成後的運輸量也將難以抵消大量資源及人力的投入，而且工程會面對很多障礙，只有史迪威才預期築路計劃在技術上可行，而且覺得物有所值。塔奇曼又一次為史迪威的錯誤解圍，她說：”史迪威主張興建印緬公路，並非因為它是解決物資運往緬甸北部和中國境內的最佳選擇，而是在各種困難選擇中的一個考慮。”
在臘戍(Lashio)被日本佔領後，史迪威和韋維爾(Wavell)於1942年十二月便計劃興建印緬公路(Ledo Road)，監督工程的責任由史迪威負起。他將任務給予惠勒中將(Major General Raymond Wheeler) 處理，惠勒卻任命阿羅史密斯將軍 (General Arrowsmith) 代勞。阿羅史密斯其實只是一名上校，並非一個實幹的人。史迪威曾經這樣批評他：”這個人只會坐在城堡的辦公室發號施令，永遠不會走到工地去參與勞動。”惠勒抓住阿羅史密斯代替自己的用意是由他承擔這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以便抽身而退。反正史迪威對這個意志頑強的人的背景一無所知，很容易便把他安插在崗位上。這樣安排當然行不通，在工程進行不久便須陣前易將，由碧奇上校 (Colonel Lewis Pick) 接手，他是軍中一個富有經驗的工程師，築路計劃在1945年二月完成。
史迪威,這個曾經受到塔奇曼極力讚揚的三星上將，竟然將耗資龐大的築路計劃交托他人代勞，而選擇留在蘭姆加(Ramgarh)培訓中國新兵。他大概忘記了築路計劃是由他獨排眾議提出的，違反了美國、英國、中國及其他盟友的主張，把目標放在反攻緬甸，收復失地及復仇泄恥之上。史迪威面對重要抉擇時往往輕重不分，暴露出他價值觀的謬誤。培訓新兵的任務按常規可由較低級的士官負責，如少尉，中尉或上校都能勝任有餘。史迪威卻堅持由他直接參與。殊不知築路計劃的成敗會直接影響他反攻緬甸的結果，無比重要，怎可隨便交托他人代勞，並准許更換人選，最後以失敗告終。史迪威為何會放棄審核人才的權力？他的領導才能到底往哪裡去了？
印緬公路最終由一萬五千名美國士兵，工程師航空營(EAB, Engineer Aviation Battalion)，第823，848，849，858及188非洲裔美國兵團(由白人指揮)，和三萬五千當地勞工合力完成。耗資一億五千萬美元，犧牲了超過一千人的生命。科林斯金格(Captain William Collins King) 在2004年出版的書《Building for Victory》對印緬公路建造的過程有詳盡的描述。作者隸屬美國第1875工程師航空營 (EAB)，在1944年二月抵達孟加拉 (Bengal)。他首項任務是負責在印度興建機場，於1944年十月才參加印緬公路的工程。他寫的書附有圖片，記錄了工作營地、建築工具、機場、橋樑，築路的進程及防止老虎侵襲的陷阱等等。全書單獨缺少了對非洲裔美國工程師的記錄，而他們卻佔了美國派出人力總數的60%，也沒提到緬甸人的參與。計劃完成後，非裔美國人參與築路的團隊也得不到任何追認及讚揚。金格於戰爭結束後到麻省理工 (MIT)進修工程系，畢業後受僱於一家美國大企業，晉升至副總裁一職。從以上記錄我們可清楚見到美國社會存在的種族歧視現象，直到今天 (2004) 仍沒有改變。除此之外，作者還不遺餘力傷害中國人的感情，說奪回緬甸的功勞只歸於史迪威及英國人，隻字不提中國人的貢獻，並故意指責蔣介石從中奪取資源，囤積居奇，中飽私囊，國民黨將領對軍隊漠不關心，與史迪威的思維同出一轍。
在印緬公路建成後的半年內，卡車由印度運送到中國的物資共有129,000噸，平均每月約21,500噸，只佔空運部隊(ATC)運輸量的三份二。我們可蓋棺論定，印緬公路對史迪威反攻緬甸的作用未如預期那麼大，也不足以支持美林突擊隊所需，成為一條早已被人遺忘的道路，並埋沒在密不見天的森林裡。在差不多同一期間，中國人興建的滇緬公路(Burma Road)則依然存在，並加以現代化，成為一條通行無阻的超級公路。曾經有人指責印緬公路(Ledo Road) 是由蔣介石策動的，這當然與事實不符，塔奇曼對此避而不談。蔣介石只不過將這條路改稱為史迪威公路。當公路築成並開始使用後，史迪威已被調出緬甸戰區，由利多 (Ledo)通往臘戍 (Lashio)的軍需運輸停止運作。邱吉爾，斯利姆將軍 (General Slim) 對史迪威築路功過的評語我們都可從互聯網上看到。無論如何，史迪威難以忘懷他付出的心血將是永遠白費的！
正當史迪威積極準備反攻緬甸之際，他突然無故離開崗位走到克什米爾(Kashmir)去，在那裡逗留了三天，一直抱怨那個地方非常骯髒。
史迪威反攻緬甸的目標是收復失地，將中國軍隊重新編制，加以培訓。顯然他的想法並未取得其他人的共識與支持，”盟軍在中緬印戰場行動失利的原因有很多，而主要還是缺乏共同目標，士氣低落”史迪威對此感到猶如拉著一頭生了病的駱駝往沙丘之峰頂走，寸步難移。
當時非法的黑市活動在昆明非常流行，龍蛇混雜，包括美國士官在內。在中國很多城市都出現妓院，門庭若市，陳納德被嫌疑和這些醜業也沾上了一手，使史迪威和阿諾德(Arnold)大為憤怒。這種情況也在印度出現，只不過多了一層英國殖民地的色彩。根據塔奇曼所說，史迪威對這種社會不良風氣的指責超越了他個人的道德標準：”他質疑美國竭盡全力協助這個腐化政權的目的何在？”殊不知這也反映出塔奇曼對德國政權反抗的心態。兩者大同小異，都屬於一黨專政的政權，受到蓋世太保(Gestapo)的保護(其實所指的便是戴笠(Tai Li’s organization)的秘密組織)，而他們的首腦竟然是一個心智失衡和不學無術的傢伙。假若將他們批評的對象改動一下，很容易讓人感覺塔奇曼和史迪威是對準斯大林和蘇維埃政權而發的，因為美國曾耗費比中國佔有限額多出二十倍的資源，包括飛機、坦克車、卡車、燃油、糧食，藥物及金錢給予這個腐敗政權。
史迪威希望可和蔣莫林(Chiang Molin)重溫一下中國的國情。果真如此，他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的中國並非一黨專政，它有兩個政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再加上很多地方勢力。史迪威曾渴望與朱德和共產黨合作，外國記者也不斷向世界宣揚中共的美好和他們鼓吹的民主制度。戴笠領導的秘密組織其實是國民黨的情報機關。難道當年美國不需要情報之服務嗎？人所共知，美國政府未經正當審查程序便將日裔，德裔和義大利裔的美國公民監押起來。史迪威常抱怨拿不到日本人活動的情報，但對國民黨政權的秘密運作卻瞭如指掌。至於怎樣才算”心智失衡”呢？這會因立場不同而定。從蔣介石的觀點看，史迪威便是一個無知，欠缺理性，傲慢及搖擺不定的人。蔣介石統治台灣多年，他的貢獻有目共睹。批評蔣介石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可信嗎？和史迪威比較，蔣介石不但受過全面的正統教育，也在中國和日本受過軍事學校的培訓，能說，能讀及能寫日本文，並從蔣夫人那裡學懂了一些英文。蔣介石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每天都讀聖經，史迪有這個習慣嗎？蔣介石也寫日記，將自己的思維及錯失記下，以此自省，提醒自己每天都必須尋求改進之道。反過來，史迪威的日記都是充滿咆哮、狂言、怨言、鄙視、謾駡，惡毒的內容，使那些接受他幫助的人感覺難堪。結果馬歇爾、羅斯福，美國陸軍部和史迪威都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美國政府從此介入國際糾紛的尷尬處境，史迪威亦為了面子問題無法從戰場脫身。
塔奇曼說： “史迪威從1920年及1930年處身於中國的經歷中，了解到中國當時的國情，國民黨政權欠缺公民概念，把國家視為私有財產，逐漸變成一個專橫的官僚主義集團，完全摧毀了天下為公的意識。”其實史迪威在日記中並沒有這樣的記載，這大概又是塔奇曼別有用心的描繪。史迪威在家書裡的確向妻子抱怨蔣介石的態度與行為猶如「天主的化身」，將他貶低為一名令人討厭頑固的蠢蛋……英國人也表現得極不合作，永遠拿不定主意，公文來往不停，其實是”小題大做，引起不必要的緊張與焦慮。”除此之外，史迪威也因羅斯福反對他的緬甸計劃和蔣介石堅決不派兵及把軍隊交予他培訓感到受挫……我被冷落、輕視、阻擋、延誤、欺騙及出賣……”至此他完全失去了耐性。
二千年以來中國政府都由龐大公務員團隊管理，根深蒂固。皇朝雖然不斷更換，皇位也不斷被取代，但國家的政務仍繼續由公務員集體負責，包括徵稅、維持法紀、設立考試制度，選拔人才。在1920年史迪威來到中國擔任外語代表，在北京逗留了半年，但半途便離開，轉去擔負築路的計劃，其間結識了幾個地方軍閥，形容他們為模範都督 (model governor) ，軍紀嚴明。在1930年他再度來華，擔任第十五軍團的司令，駐守天津，在那裡結識了馬歇爾。中日戰爭發生後並在最關鍵時刻他又返回中國擔任陸軍部駐華武官。他雖然身負重任，但沒有及時作出支援中國的行動。他目睹日本擁有強大的武力，但美國不欲與日本為敵，史迪威的任務只限於偵察各方的軍事部署，同時負責監察蘇聯對中國的支援。史迪威留在中國的六年，對美國到底有何貢獻呢？史迪威是否真正了解中國的國情呢？其實他一直誤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也被中國共產黨和日本的宣傳蒙蔽，看不透中國社會各階層人民如何掙扎求存，並為保衛國家作出的犧牲。
從1931年至1942年，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這十一年內對中國的處境漠不關心，沒有作出任何支援。在同一期間，德國納粹政權和蘇聯獨裁政權的斯大林反而對中國提供了援助。史迪威能直接目睹德國人和蘇聯人如何協助蔣介石對抗日本侵略。塔奇曼不僅沒有按照實情不折不扣地報導，卻不斷控訴史迪威被中國人和蔣介石”冷落、輕視、阻擋、延誤、欺騙及出賣。”難道史迪威從未向蔣介石弄虛作假嗎？羅斯福提出並獲國會通過的租借法䅁(Lend-Lease) 交予史迪威執行，他利用這個權力向蔣介石盡量榨取以滿足他的要求。中國向美國和英國尋求的空軍及海軍支援從沒有落實。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雖然是為支援中國而組成的，但被調派到緬甸去協助英軍解圍。直到1944年終，飛虎隊與第十四空軍大隊合併後才加入抗日的行動，打擊敵方的地面部隊，執行陳納德和蔣介石的計劃。第十四空軍大隊被編入史迪威指揮權力之內，陳納德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取得史迪威的批准才可進行。
我們試將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個人成就來作個比較與分析。史迪威從西點軍校畢業後便加入陸軍部工作，在不同崗位及地點任職，而主要是被派往中國去，自稱是個「中國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曾擔任情報員，沒有實際作戰經驗，也沒有在戰場指揮軍隊的經驗。他在中國服務期間都有家傭及勞工的照顧，對生活所需全不費神。他雖然被委任為中緬印戰區的指揮官，但任務目標不明確，羅斯福只表示必須把中國軍隊留住在戰場上。緬甸之地理環境與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完全不同，他的參謀團隊事前沒有詳細偵察地形，在一切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貿然向緬甸突襲，終以失敗告終，並被逐出去。史迪威沒有承擔責任，卻將錯失歸咎他人。蔣介石在中學畢業後進入當時最負盛名的保定軍校接受培訓(保定當然仍比不上西點)，然後東渡日本，進入東京軍事學堂(Tokyo Military Academy)深造，畢業後參加日本皇軍，服役兩年。在日本逗留期間，他加入孫逸仙的革命組織。在1911辛亥革命之後，他協助組織國民黨並成為創黨會員之一，跟隨孫逸仙到廣州，在那裡成立國民黨政府。孫遭受黨人叛變，蔣將他救出，從此成為孫的親信。蔣被遣送到莫斯科學習治國及領軍之道，在那裡逗留了幾個月。回國後被任命成立黃埔軍校，擔任校長，負責培訓中國軍隊的士官。孫氏在1925年逝世，蔣成為國民黨的首領，率領北伐軍向華北的軍閥開戰，清除他們的勢力，將中國大部分地區統一起來，接受國民黨政府統治。蔣被西方國家尊稱為「元帥」，但中國人只尊稱他為「委員長」，而軍隊中的下屬只稱他為「校長」。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將法律條文改善、創立刑罰制度、穩定物價、清還國債、改革銀行及金融制度、興建鐵路、鋪設公路、改良醫療及公共衛生、禁售及禁食毒品、協助工業及農業發展……史迪威和塔奇曼對這些政績卻視而不見。除此之外，政府也投入資源改善教育制度、無線通訊系統、文娛節目、統一語言(國語普及)、重振孔子的道德價值，響應全國推行的新生活運動(New Life Movement)的呼召。這些新措施與計劃雖未達預期的目標，但政府並沒有中途放棄。塔奇曼對此也視而不見，並加以惡意批評。在同一時期，羅斯福在美國也推行革新運動(FDR’s New Deal)，成敗參半，但受到極力讚揚，使他成為帶領美國經濟復甦的英雄。
在1937年日本揮軍南下攻打上海，蔣介石派出中國最精銳的部隊抵抗，戰鬥持續了三個月。塔奇曼批評這個決定不智，浪費人命，為的只是向外國人展示實力，愚不可及！難道蔣介石也必須追隨法國，英國(在馬來半島)和美國(在菲律賓)向日本投降嗎？蔣介石一面向日本頑抗，一面依據九強簽署的條約(Nine Powers Treaty of 1922)向西方求助，但他們卻袖手旁觀，美國也同樣地置身事外。蔣介石看透西方列強的態度，他們或會表示同情但不會關心中國的安危。西方到此仍未能正視日本征服世界帶來的後果，期望以綏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爭取和平，直至珍珠港受到突擊之後美國才猛然驚醒。假設珍珠港事件在中國發生的話，塔奇曼必會連篇累牘指責蔣介石的愚昧及缺乏危機感，才會被敵人有機可趁。上海失守後，日本繼續向中國的北部，中部及南部進攻，截斷這些地區與外界的聯繫。中國只有向西部撤退，蔣介石利用這個唯一的空間將人民和物資西移，並在那裡建立抗戰基地。中國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繼續和日本戰鬥，其中勝負參半，戰爭開始進入膠著狀態，無論史迪威和塔奇曼怎樣歪曲事實，歷史真相是無法塗改的。
從1942年到1944年，日本在這三年內從中國奪得的土地很少。雖然局勢好轉，但蔣介石對史迪威來華任職仍表示歡迎，並待之以禮。史迪威卻冷淡回報，猶如”君臨天下”的殖民官一樣，作威作福，表示大權在握，一言九鼎，任何人都必須言聽計從。當時的蔣介石已經完成北伐行動，統一國家，組織政府，也扭轉了日本侵華的局面，並樂意協助美國在華建立亞洲戰區指揮中心。殊不知作為美國代表的史迪威卻是一個狂妄自大，不懂人際關係，輕易化友為敵的傢伙；他在軍事和政治的領域上都沒任何建樹，只憑馬歇爾做後台，依賴他的支持便走馬上任。馬歇爾一旦收回成命，史迪威便會失去權力，不名一文。
史迪威在1944年十月被調職返國，並獲頒發一個虛有其表的空銜：沖繩島陸軍司令，但那時沖繩島戰事已經完結。返國後史迪威被委任為第六陸軍部隊的指揮官，在三藩市駐守，只擔任文職工作，直到逝世為止。內戰中蔣介石給共產黨打敗，向台灣撤退，在那裡建立一個新政府，勵精圖治，發展經濟，使它成為一個富足的社會。塔奇曼，白修德和其他美國人對史迪威盲目崇拜，認為他是一個「傑出的美國人」，其實言不由衷。
直到1943年的夏天，史迪威才開始認清自己任務的局限，美國人一向誇耀的戰術在中國派不上用場，並遭受拒絕。其實史迪威不該自作聰明，向中國人指點江山。羅斯福，馬歇爾和陸軍部都沒有發出這些指令，史迪威為何仍舊執迷不悟呢？羅斯福只希望他把中國人留在戰場上，纏住一百五十萬日本兵，僅此而已。馬歇爾也只要求他盡力而為，但到底目標何在呢？陸軍部更從來沒有發出任何類似上述的命令。由此可見，史迪威或許弄虛作假，意圖創造領軍的機會，立下豐功偉績，以達到滿足個人虛榮的目的。史迪威和塔奇曼對以上的看法當然不會同意，他們認為：”由史迪威培訓及指揮中國軍隊，雖然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但蔣介石始終反對，那是他面對競爭對手(史迪威)產生恐懼的非理性反應。”蔣介石在日記內並沒有表示史迪威會對他帶來威脅。蔣介石為了對付日本人，不斷遊說地方軍閥參與抗戰行動及鼓勵士兵奮勇抗敵，中國前後和日本打了二十二場大仗，投入了成千上萬的軍隊，這都是在史迪威伸出「援手」之前發生的。其實蔣介石和中國所尋求的只是一個能夠協助保衛國家的盟友，但目標卻被別有用心的史迪威扭曲了，他希望得出的結論是：美國介入戰爭並非為了協助中國取得勝利，而是用來証明美國能力過人，可掌控戰爭的結果。
在1943年的夏天，重慶瀰漫著對史迪威極其不滿的氣氛，宋子文及同僚向蔣介石建議，必須將史迪威調走。不過令人感到有點詫異的是，宋氏姊妹不同意這個主張，為史迪威辯護並要求蒙巴頓(Mountbatten)向蔣介石遊說。蔣介石被英國人的風釆及禮儀溶化了，將成命收回。邱吉爾卻將事件複雜化，引起盟友間的磨擦。他主張東南亞戰區及印度戰區分開處理，由兩個不同指揮官負責。蒙巴頓中將(Vice-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 被委任為東南亞戰區 (SEAC) 的最高指揮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史迪威成為他的副手 (Deputy SAC) 並保留中緬印戰區 (CBI)的美軍指揮及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將自己的處境如此描述：”他們把我和韋維爾 (Wavell) 、渥格 (Auk, Auckinlac) 、蒙巴頓、花生、亞歷山大 (ATC Commander Alexander) 捆綁在一起，成了一個難以破解的中國八陣圖！”其實這個安排和歐洲戰區的責任分配大同小異：艾森豪威爾 (Eisenhower) 擔任盟軍元師 (SAC)，蒙哥馬利擔任盟軍副元帥 (Deputy SAC) ，美國軍隊由美國將軍率領，英國軍隊和加拿大軍隊由英聯邦將軍指揮。
塔奇曼對蒙巴頓曾放厥詞，譴責他策劃盟軍突擊迪耶普(Dieppe)失誤，必須負上責任。盟軍在1942年八月十九日向法國海岸的小鎮迪耶普突襲，希望將德國人逐出。這次行動和美國在1942年四月策劃的杜立德空襲東京行動(Doolittle bombing of Tokyo)同出一轍，得不償失。德國啟動巴巴羅薩戰役(Operation Barbarossa)並向蘇聯進攻，斯大林呼籲聯軍開闢第二戰線。英國在鄧苟克戰役(Dunkirk)受挫後也希望藉這次突擊行動重振士氣。蒙巴頓負責策劃行動，但沒有直接參與，由加拿大羅伯茨將軍(General J. H. Roberts)指揮。突擊隊主要成員是加拿大士兵，美國只派出五十個槍擊手。聯軍組成一個八千人的突擊隊，得到五十輛坦克車支援。行動終告失敗，傷亡達到68%之高。雖然功敗垂成，蒙巴頓和其他將領卻認為加拿大軍隊的犧牲是沒有白費的，因為有助減低兩年後諾曼地登陸(Normandy landing)一役的傷亡。由此觀之，迪耶普行動受挫也得到了美麗的掩飾。其實盟軍的突襲行動早已被德國反間諜偵察出來，敵方瞭如指掌。英軍放棄空襲，只是為了滅少平民的傷亡，卻慘遭失敗。反過來杜立德的空襲行動卻達到預期的目標，美國士氣大振。可惜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軍民卻為了美國人的短期利益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試問美國人會為他們的犧牲作出補償嗎？
美國人認為遠距離滲透戰略(Long Range Penetration)，即溫蓋特為神獅隊(Wingate’s Chindits)策劃的作戰模式，在緬甸戰場可派上用場，能有效打擊日本人，塔奇曼卻表示這個選擇不適當。美國遣派三千部隊交由史迪威指揮，這次行動的代號為GALAHAD。美軍從後抄襲敵人，截斷他們的通訊系統。美軍所需的補給都由空軍負責空投。史迪威不滿這次軍事行動由溫蓋特(Wingate)指揮，因此連聲咆哮：”我費勁才得到這麼的一團軍隊。天呀！他們卻將我的士兵交給溫蓋特那個傢伙支配！我才不管他們的死活，敵人或會出手代為解決！溫蓋特沒有任何戰績可言，他只曾短暫向奧義(Katha)進攻，但半途而廢，也鋪設過一小段鐵路，其實鐵路我們早已建成，他最後在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的東面被包圍，犧牲了四成人命才逃脫。如果這樣便可稱為一個軍事專家的話，耶穌也會感到洩氣！”我們不妨再往後看一看美林突擊隊(Merrill’s Marauders)在史迪威掌控下的表現作個比較，便可分辨強弱。
过往章节：
(十四)總統定下的政策，1943年1月至5月
(十三)”花生和我同舟共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十二)客戶：1942年6月至10月
(十一)”遭遇重創” 1942年3月至5月
(十)隨時隨地候命，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
(九)倉促準備，1939-1941
(八)軍部副官: 中日戰，1937-39
(七) 軍部副官: 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六)”刻薄的喬”1929-1935
(五) “全能”軍團及蔣介石勢力擴張的年代1926-1929
(四) 北京任務：1920-1923年軍閥割據時期
(三) 世界大戰：聖米耶勒(St. Mihiel)與山東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一） 史迪威的簡歷
為《重新審視史迪威將軍在華任務》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