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夫人在1942年十一月至1943年五月訪問美國。她曾在1943年二月十八日在美國國會演說，成為那次訪美行程的高潮。塔奇曼在這一章不斷批評蔣夫人的一舉一動，肆意貶低她的形象。在她筆下的蔣夫人是一個傲慢、粗淺、自私、自大、滿口謊言、愛搶鏡頭，愛顯魅力的人。究竟什麼原因會促使塔奇曼持有這種極其負面的態度呢？無非她蓄意要打擊蔣介石及他的政權，中國軍隊及中國人民。塔奇曼善於抓住蔣介石夫人或中國人的缺點借題發揮。她說：”她(蔣夫人)向國會代表提出過分的要求，使中國獲得更多飛機，增強空軍運輸部 (Air Transport Command) 的運輸能力，還主張羅斯福盡速將最新但仍未完成測試的Curtiss Wright’s C-46型運輸機運送到中國去。當這批飛機投入服務之後，設計上的缺陷很快便出現，加上飛越西藏高原所遇到的困難，結果意外頻生，使空軍人員的士氣更加低落。”
C-46型飛機是由George A. Page Jr. 在1937年設計，並由柯蒂斯賴特 (Curtiss Wright) 生產。經過三年嚴格測試，在1940年開始投入服務。阿諾德(Hap Arnold) 在1940年九月為陸軍航空組 (Army Air Corps) 購置了四十六架同類但略經改裝的飛機，作為重型運輸工具。在大戰期間，美國生產了3,181架這類型的飛機。設計上從未出現過嚴重毛病，不知塔奇曼憑什麼來批評這類飛機的缺陷。不過維修問題倒屢次發生，意外頻仍，所以被冠上惡劣之外號如”飛行靈柩，Flying coffin”，”大笨鯨，the whale”，”柯蒂斯災難，the Curtiss Calamity”及”水暖工噩夢，the plumber’s nightmare”等等。飛行時容易發生火警，維修費較高(比C-47型超出一半) ，引擎耗油量也較高。從以上紀錄看來，蔣介石夫人訪美和這些飛機是毫無關聯的。在大戰期間美國也生產其他類型飛機，也碰上各種不同的操作問題，但這些飛機並沒有投入中緬印戰區，塔奇曼欠缺任何憑據將此等飛機的毛病加在蔣介石及中國人民的頭上。
在1943年初，軸心國在戰場上開始逆轉。二月，德國元帥保盧斯(Field Marshal Paulus)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向盟軍投降;三月，隆美爾(Rommel)撤離北非，他的非洲軍團(Afrika Korps)在突尼斯投降。二月，日本從瓜達爾卡納爾島(Guadalcanal)撤退，美國海軍在卑斯麥海戰(Battle of Bismarck Sea)取得勝利；四月十八日美國破解日本海軍使用的密碼，截獲日本海軍上將山本(Admiral Yamamoto)的行蹤並把他殺死，首次成功完成將敵方司令幹掉的計劃。在這段日子中國戰區反而比較沉靜，中國緊守重要的陣地，日本繼續佔據沿海及中原地區，控制鐵路網。日本仍舊佔領緬甸，威脅印度之安全；除此之外，按兵不動。托蘭(John Toland) 在他的著作《升起的太陽，The Rising Sun》對這個局面形容為”膠著狀態的戰爭，sitzkrieg”。他說：”在中國一些地區，國民黨軍隊和日本軍隊根本把武器放下，如此延續了兩年多……既然如此，我們(美國人)何必將局面打破呢？史迪威無法領略中國軍隊對戰爭的作用，中國人除了負擔租借法案的責任之外，還纏住一百多萬日本部隊，防止他們向麥克阿瑟和尼米茲進攻。”(第616頁)
由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編制的史迪威日記曾經這樣描述：”在1943年初的五個月，我們在中緬印戰區一直待命。前線一片死寂。沿著千里的戰壕，避彈坑及叢林前哨，士兵們都在靜候不動。在中國境內的戰場也是一樣沉寂，國民黨軍隊只緊守陣地，纏住日本人和共產黨；在緬甸，濃密的森林將日軍和聯軍隔離，防止雙方接觸。中國和日本的戰鬥往往保持著膠著狀態：1943年五月五日至六月八日，在湖北省西部由陳誠率領的中國軍隊與橫山(Isamu Yokoyama)指揮的日本戰鬥部隊對抗，打成平手之後便停下來”。塔奇曼卻沒有將這場仗如實描述，她說：”前線傳出激烈戰鬥的消息，中國向日本反擊、包圍、殲滅，使日軍受到重創。戰事延續至六月，日軍最後撤退，但沒有遭受追擊。一切行動猶如進行軍訓一樣，接收糧食及打通河流運輸之障礙。戰果由中國人報導，美國記者轉載，說成中方是勝利者。”在那場戰役日本一共投入了十萬人，目的只在於軍訓及接收糧食嗎？超過兩萬五千日軍陣亡。盟軍在六月六日登陸諾曼第也只不過犧牲了九千多人，能說日軍沒有遭受重創嗎？明顯地塔奇曼不只故意虛報戰果，還另有所圖。原因何在呢？日軍撤退不論目的是什麼，能夠否定中國將他們打敗了的事實嗎?塔奇曼在這一章開始時便說：”三月初，日本重新加強對長江流域及湖南湖北兩省之穀米產區進攻……”這是同一場的戰役，極受重視，塔奇曼卻把它輕描淡寫，說成是一場軍訓及奪糧之爭，有何企圖呢？
蔣介石曾打電話到華盛頓去，要求增加陳納德的空襲行動，史迪威對此大感不快。在四月二十八日史迪威和陳納德被陸軍部召返華盛頓，為自己擬定的作戰計提出理據。史迪威和羅斯福雖然見過面，但無法向總統推銷他的計劃。羅斯福察覺史迪威健康出現問題，並質疑馬歇爾為何遣送一個患了病的人上戰場。塔奇曼為史迪威百般辯護，說他不善辭令，所以沒有將計劃表達清楚，還被懷疑是為了推銷自己而來的。麥克阿瑟和尼米玆都沒有患上他這個毛病，而且對自己的任務勝任有餘。如此重要的一個先決條件又怎能缺少呢？
如果將”低能”說成”謙遜”，那是自欺欺人的。”猶如科迪莉亞(莎士比亞戲劇人物)表示，她對不辯自明的事會三緘其口。”……無論如何，史迪威並非一個能言善辯的人。他處事欠缺圓滑，也容不了異見……塔奇曼將史迪威面對羅斯福時表現出啞口無言的笨拙和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中的角色科迪莉亞保持緘默的態度作比較是欠缺情理的。雖然史汀生(Stimson)和馬歇爾 (Marshall)曾極力向羅斯福推薦史迪威的計劃，但總統決心已定，僅支持陳納德的空戰方案，認為這樣才可留住中國人在戰場上。史迪威從馬歇爾那裡獲悉總統的意向之後，竟然將責任歸咎於蔣介石，說是由於”蔣介石搖擺不定的性格，心懷鬼胎的意向，胡亂發號施令的毛病，再加上截然的低能所造成。”他內心裡卻認為羅斯福被蔣夫人迷住了，看不透蔣政權基本是一個獨夫天下的笑話。國民黨不過是蔣介石的工具，蔣夫人是他的幕前代表。不分青紅皂白的傳媒也一直為他利用，當作政治宣傳，我們也成為了他拉攏及欺凌的對象。”
史迪威一向鄙視身邊的人，包括妻子，同僚和他的士兵，但走到這個地步為何仍眷戀不捨目前的崗位或要求調職呢？原因何在？明顯地他沒法忘掉被日本逐出緬甸之恥辱，也沒法寬恕蔣介石反對派兵到緬甸助他報仇泄恥之用心，必須向他們算賬才可滿足他的虛榮心。如果史迪威不是這樣執迷不悟，他一定會看透他所遇到的阻力其實都是來自美國政府，英國人和他的盟友。馬歇爾沒有派兵給他，羅斯福只希望把中國人留在戰場，英國人不願中國出兵緬甸。
史迪威在日記裡坦然承認曾在一次重要軍事會議上(AMMISCA)無法表達他的戰略重點：”難以說明我的主張”。在場的馬歇爾當然感到失望。試問在戰場上一個指揮官如果缺乏口述的能力，那是沒法想像和難以接受的弱點。史迪威緘默無言卻期望別人和他的想法一樣，全力支持他的計劃。塔奇曼對史迪威的處境另有看法，她認為縱使史迪威擁有羅馬參議員西塞羅(Ciero)的口才，能言善辯，也沒法扭轉逆勢，因為羅斯福與邱吉爾一直不重視緬甸的局勢並反對出兵到那裡去。
羅斯福曾向史迪威及陳納德諮詢他們對蔣介石的印象。史迪威這樣回覆：”他是個優柔寡斷棘手和靠不住的老流氓，永遠說了不算賬的傢伙。”陳納德卻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見：”總統先生，我認為蔣介石元帥是一個舉世屈指可數的傑出軍事家和政治家。他永遠遵守對我作出之承諾。”羅斯福最終在盟國舉行戰略會議上(Allied strategic war conference to determine war policy)決定放棄出兵緬甸的計劃。
“他(史迪威)在戰略會議 (TRIDENT)結束後沒有提出辭職的請求……是否基於責任尚未完成，或者基於對日本尚存報復之心，他都沒明確表達未來之意向。”到底史迪威還留下些什麼任務呢？如果有的話，他便須按照總司令羅斯福的指示去做。但不可不知，羅斯福決定放棄緬甸，打消組軍重奪緬甸的計劃，也不主張把日本逐出中國領土。總統明確下令利用租借法案 (Lend-Lease) 以最低成本阻止蔣介石和日本談和及停止戰鬥。史迪威似乎掌握不到自己任務的重點，果真如此，他必定是為了報仇泄恥而留下來的。這個決定正好反映出他的性格。史迪威只希望別人聽他的話，接受他的主張，反之不行。史迪威和邱吉爾曾接觸過，感覺邱吉爾對他印象很好。他取道倫敦和開羅返回中國，沒有談及途中與艾森豪威爾見過面。當時兩人官階相同，擔任不同戰區的作戰任務。
过往章节：
(十三)”花生和我同舟共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十二)客戶：1942年6月至10月
(十一)”遭遇重創” 1942年3月至5月
(十)隨時隨地候命，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
(九)倉促準備，1939-1941
(八)軍部副官: 中日戰，1937-39
(七) 軍部副官: 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六)”刻薄的喬”1929-1935
(五) “全能”軍團及蔣介石勢力擴張的年代1926-1929
(四) 北京任務：1920-1923年軍閥割據時期
(三) 世界大戰：聖米耶勒(St. Mihiel)與山東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一） 史迪威的簡歷
為《重新審視史迪威將軍在華任務》作序
